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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龙访谈
作者: 杨龙、林善文 上传时间: 2009/10/17 来源: 浏览 8643 次 评论 0 条

时间:2009年4月25日

地点:昆明博物馆旁

 4 

杨龙:你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林善文:我想了解一下你的整个人生。你的艺术历程,谈谈你当时上学的环境和创作上的想法和思路。因为你的个人史就是一部美术史,是个人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里面做出了一个特定的选择。不同的机遇,不同的人生决定了不同的艺术道路。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做个案就是追寻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历程,希望你谈谈。比如你当时是怎么开始学画的?

杨龙:我是在大理喜洲的白族地方长大的,我们那个地方很特殊,城市里面还不一定有那样的机会和条件。我上的幼稚园现在还存在,是1938年盖的一个私人的图书馆。中央电视台经常有个公益广告,有一棵树,上面有很多鹭鸶在那飞。那就是我上幼稚园的地方。

林善文:哦,我记得是往海边走的一个方向,有一棵很大的树,很奇怪,有很多鸟。

杨龙:就是中央电视台经常放的公益广告里面的场景。我就在那儿上的幼稚园,小学也在是那儿上的。那个环境我非常有感情。我上小学的时候,是私人办的学校,课桌是新的,课本免费发给学生。然后操场里面有一条小水沟,有谷花鱼在里面。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了,那个时候它们在小沟里游来游去的。我们下课的时候都去那里玩,用手就能捧起小鱼,很美好的记忆。村子里盖的新房子,可以看到墙上面画的水墨画。还有更稀奇的是,我小时候见过油画,油画的肖像,就在同学家里面挂着。另外办喜事的时候要贴对联,要把国画、书法挂在堂屋里。那就是我最早的课堂了。包括能看到《良友画报》,还有像连环画一样的东西。我非常的感激我在那样的地方,因为在云南,现代文明很早就进入喜洲。   

林善文:你上小学是哪一年啊?

    杨龙:是一九四六年的时候。

    林善文:你的出生情况怎么样呢?

    杨龙:过去比较有钱,后来破败了,最后划的家庭身份是富农。

    林善文:那其实也有点像地主家庭。

杨龙:对。

我有个堂哥是读艺术科的。解放以后,他在中学教音乐,我考上艺术学院的时候去看他,在邓川,他就给我很多以前他上学的时候留下的素描纸。有那样的环境,有意无意的,这些东西对我是一种影响。

    林善文:就在那个时候,你有一个堂哥学艺术?

    杨龙:我的成长过程比较特别。我母亲是怒江的汉族。我的父亲是喜洲本地的,是白族。当时喜洲就有电视、电灯、发电厂之类的。我念中学的五台中学是云南省第一所男女同校同班的中学。是走在前边的。38年抗战期间建成的“苍逸图书馆”就有两万多图书。是由当地的资本家严子珍建的。

    林善文:现在那图书馆还在?

    杨龙:对,还在。

    林善文:然后那个图书馆里面有一些画册吗?

    杨龙:是的。小时候就看过一些字画。你想,徐悲鸿1942年就在喜洲做过画展。

    林善文:是吗!徐悲鸿在喜洲做过画展?

    杨龙:有文化。只是我们小时候不知道。喜洲不仅有钱,还有这方面的眼光与判断。考上艺术学院的时候我去理发,理发师就对我说:“你学的这个多好啊,将来有机会出国的。”我现在倒回去看当地人,实际上他们对艺术还是非常的敬重。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画画,还没上学的时候我就在楼上的木板墙上用木炭画画,(用来分隔房间的地方),现在还保留着。画着飞机、汽车,但是都是想象的,看不清嘛,以为还长着脚。汽车是煤炭车,车头是朝上的,人在两边,是想象的。是兴趣、本能的东西,当时就是喜爱。

10-

    林善文: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你上小学、中学,然后就开始考大学了?

    杨龙:对,今年我们的中学已经是70周年。我就想到我在中学里面的几位美术老师。

    第一位,是我初一的王龄老师,他说他在昆明的时候曾经跟过徐悲鸿先生,在一起画画,他非常崇拜。王龄老师第一堂课在课堂上画的是斯大林像,这就把我们给吓坏了,他画得那么好!他教我们拿树枝怎样做木炭条,就用树枝烧,就可以烧成木炭用来画画。他还画了他小儿子的像,他儿子才一岁左右,他就画了一幅木炭素描头像,订在黑板上让我们看。是很现代的一种灌输。他还画鸭子的标本、画素描写生。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苍山花甸坝,画杜鹃花、茶花,画水粉。

  林善文:当时你们就开始写生了?现在很多的考生一进到学校就不会写生。

杨龙:我记得55,56年跟着王林去蝴蝶泉写生。那时候那里没有栏杆,就是一个水潭,有很多树。

王龄老师只带了一学期。后来黄维一老师来了,(他后来是四川美院的老师)黄维一老师第一节课穿着雪白的衬衫,但是皮鞋是烂的。他水彩画画得很好。在中国美术馆做过展览。当时刚从昆师艺术科毕业,教我们音乐和美术。你看我们现在著名的歌唱家,赵履珠跟我就是同学。

不一样的是黄老师更现代。他让我们画写生。画大青树,还画马车、牛马这些动物。甚至画那些卖东西的人,上课时候还让同学坐在桌子上给我们做模特。

    当时图书阅览室里面有很多书,但画画的书肯定是很少。学校每逢有节日活动的时候每个班要出班刊,要画刊头。我们班的刊头都是我在画。

每次上音乐课的时候都要把脚踏风琴搬到教室里面来,还发给我们歌谱,是他油印的。

    林善文:当时是解放不久。那个时候你们学校里面就有手风琴等各种教学设备了?

杨龙:是的,52,53年的时候。喜洲解放前就有钢琴,私人家里就有。你完全想象不到,跟其它地方相比是特殊的,走在前面的。1935年在上海出版的一本杂志叫《新喜洲》,封底是聂耳的《大路歌》。当时把许多的洞经音乐做了唱片。                   

杂的内容包括喜洲妇女的解放,还有禁烟等这些东西。还讲男女平等的问题。整个文化的氛围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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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是陆萍洲老师,是个女的,她是“国立艺专”毕业。是齐白石的学生。    她画花鸟画。但是她是中学的地理老师,教经济地理这一些,高中的时候她给我们上的课是经济、地理。64年的时候我在云南艺术学院毕业,回去的时候去看她,她在喜洲居民的家里楼上租了房子,在里面画画。给我看她的画,很多国画,花鸟画。她说准备60岁的时候做她的个人画展。

第四位美术老师就是后来到云南艺术学院教雕塑的许章衡老师。我上高三的时候许章衡老师从部队下去大理二中教美术,音乐。许老师自己在家里面做了一个美术小组,辅导我们画画。老师在自己家里面摆些静物、南瓜、蔬菜等让我们画画。非常好。他儿子跟我同班,还到南京艺术学院去考雕塑,结果没考上。所以在学校里他经常跟我讲一定要认真画素描。现在回想起来上中学的时候真是幸福。有那么几位美术老师影响了我。像黄维一老师他是最年轻的,游泳游得特别好。我也是受他的影响。体育项目别的都不行,就是喜欢游泳,我现在几乎每天早上都去游泳。

    黄维一后来去考了四川美院,当时叫西南美专,他还是学生会主席。后来留校了。听说在四川美院的时候他组织了合唱团,自己指挥。很受欢迎。

就算是在小学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他画国画花鸟,也画的很好。

我直到十八、九岁才离开喜洲。要回顾这一生从事美术或画画的过程,我觉得是青少年时代上学的这一过程。我终身都受益。

  
 
  林善文:奇怪,为什么这种地方怎么会有那么好的老师呢?

杨龙:你是真的想象不出来,很特别的。像喜洲1939年成立的五台中学的校长是本地人,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林善文:一个中学的校长就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是本地人,喜洲人,是他想要回来?

    杨龙:是的。我给你讲一下,有一个现在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白族建筑。这个房子的主人杨品相解放前就在上海做生意,他的儿子解放初期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我之所以讲这些东西都是跟文化有关系的,那个地方虽然是边缘,但是它和内地和国外是有联系的。一直都有很多人留学欧美,日本。    大家对文化,对教育都很看重。虽然是白族,但是他对汉文化很推崇。你看清朝、明朝的时候就有很多进士,几十个。

    林善文:所以你感觉有渊源在里面。

    杨龙:对,有渊源,有影响。因为那些人过去到内地去做官,本地人很看重这些官、功名之类的。白族在这方面可能太过分了。所以国民党、共产党都有高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都有人才。

    林善文:都出过高官啊?

    杨龙:对,这些对本地其实一直都有影响。那种开放的心态,认真的态度对于普通的年轻人或者那一代甚至几代人一直都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我母亲是汉族,但是她不识字。家里面倒是有很多的字画。我小时候在楼上翻到一个皮箱子,放着一些国画颜料。很小的藤黄,赭石,像豆腐那样的。小盒子里面装着的。就是那种硬的,需要沾水来画。实际上那个时候谁也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是有这些东西,家里面还有一些古代的字画。都是有影响的。

    林善文:就像以前我爷爷的弟弟,我们叫三公吧,年轻的时候写东西写得特别好,做过《广西日报》的领导层。我觉得会有影响。虽然我没有见过他,很早就因为闹革命而牺牲了。但是我会觉得我们家出过这样的人。所以对我影响挺大。

    杨龙:都会有一些特殊的影响。像我堂哥他虽然后来不画画了,但是我考上艺术学院的时候,当时物资很稀缺。他就把他的一卷素描纸给我,让我到艺术学院去画画的时候用。

1955年的时候我在上初一、初二的时候黄维一老师就把我的画挂了几张在图书室里,对我而言是相当大的鼓励。像现在我们这个房间的四、五间大的陈列室。老师对这些很重视。他在我的一张作业上给我打了93分,最高分,并且写在我的作业本上,说你一定要坚持画画。所以这些对我鼓励都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好像已经想做艺术家、画家。当时学校里面有一个语文老师叫李嵇康,他是国民党时期好像当过县长之类的。我记得有天上晚自习就遇到他和其他老师一起散步,他就指着我和其他的老师讲说,这是杨龙,在画画方面很有天赋。这对我的鼓励也很大。因为他是见过世面的,非常有文化的人。

    林善文:那四个老师教你的时间是怎么算出的。

    杨龙:从初一一直到高三毕业这六年。

    林善文:第一个老师是初一上个学期就调走了。

    杨龙:不是,第一个王老师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后来黄唯一来了,王老师就给其他班上课。黄维一教了我一年多。教到初二结束。

    只是初一、初二有美术课,初三就没有了。一直到高中也没有。当时我是只要有时间就画。像高三的话就是有一个许章衡老师在课外教我们,因为有一个美术小组。

    林善文:那就是在高三的时候,他搞了个课外小组?

    杨龙:他在家里面直接教我们画写生。实际上在我学画的过程里是小学、中学,然后就是艺术学院这一段。

    刘傅辉老师1960年带我们去瑞丽画画的时候,还带我们看傣族的舞蹈家毛相的表演。我说这些的意思是那时候刘老师有这样的意识,不是简单的画画。他希望我们能对各种文化有一个了解和重视,有一个开阔的学习心态,这是很广泛的。我们村子出来的的一个著名诗人,结婚的时候家里挂着唯一的一张画,就是刘傅辉画的。那张画是在瑞丽画的一张傣族农民,一张风景画。刘傅辉老师文章也写得很好,文章的铺排、结构都很好。

那个时候我们去瑞丽芒市,都住在傣族家里面。还和他们一起去插秧,干劳动。当时还有付天仇。那是很著名的雕塑家,中国电影制片厂一开始那个片头的工农兵的雕塑就是他做的。那时候付天仇恰好和和我们一起去芒市。

    林善文:他当时在昆明和你一起去,还是从外地来的?

    杨龙:他是从北京来的。从中央美院。

说到艺术学院我觉得还有一个财富就是廖新学先生,他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虽然我们到艺术学院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没见过他本人。但是到艺术学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五华山,省政府那里。去搬他的油画作品,将它们搬到艺术学院。我在还没有上艺术学院的时候就看过杂志《边疆文艺》什么的。上面也发表过他的油画。

    林善文:你是哪一年考上云艺的?

    杨龙:59年。在那个时候我一进到艺术学院的时候见到几个同学,穿的是毛尼大衣。年龄也大一点。我以为他们是老师,其实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有同学以前是学医的,在医学院已经读了一年了,但是又来考。还有一个音乐系的同学以前是学数学的,因为喜欢音乐也来考。我说的这些就是因为艺术学院才刚成立,很多这些热爱艺术的人终于找到一个实现自己梦想的地方。大家觉得很幸运,所以也很努力,学习的气氛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再一个就是到重庆、成都去招生。虽然是云南艺术学院,但是学生的生源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云南本地的,另外一个就是从外地来的,相对来说有另外一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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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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