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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龙访谈
作者: 林善文 上传时间: 2009/11/24 来源: 艺术个案 浏览 7817 次 评论 0 条

 

采访:林善文

时间:2009425

地点:昆明博物馆旁

 

  喜洲让我充满怀念之情

 杨龙:你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林善文:我想了解你的整个人生。你的艺术历程,谈谈你当时上学的环境和创作上的想法和思路。因为你的个人史就是一部美术史,是个人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里面做出了一个特定的选择。不同的机遇,不同的人生决定了不同的艺术道路。你当时是怎么开始学画的?

杨龙:我是在大理喜洲的白族地方长大的,我们那个地方很特殊,城市里面还不一定有那样的机会和条件。我上的幼稚园现在还存在,是1938年盖的一个私人的图书馆。中央电视台经常有个公益广告,有一棵树,上面有很多鹭鸶在那飞。那就是我上幼稚园的地方。

林善文:哦,我记得,有一棵很大的树,很奇怪,有很多鸟。

杨龙:就是中央电视台经常放的公益广告里面的场景。我就在那儿上的幼稚园,小学也在是那儿上的。那个环境我非常有感情。我上小学的时候,是私人办的学校,课桌是新的,课本免费发给学生。然后操场里面有一条小水沟,有谷花鱼在里面。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了,那个时候它们在小沟里游来游去的。我们下课的时候都去那里玩,用手就能捧起小鱼,很美好的记忆。村子里盖的新房子,可以看到墙上面画的水墨画。还有更稀奇的是,我小时候见过油画,油画的肖像,就在同学家里面挂着。另外办喜事的时候要贴对联,要把国画、书法挂在堂屋里。那就是我最早的课堂了。包括能看到《良友》画报,还有像连环画一样的东西。我非常的感激我在那样的地方,因为在云南,现代文明很早就进入喜洲。   
林善文:你上小学是哪一年?
杨龙:是一九四六年的时候。
林善文:你的出身情况怎么样呢?
杨龙:过去比较有钱,后来破败了,最后划的家庭成份是富农。
林善文:那其实也有点像地主家庭。
杨龙:对。
我有个堂哥是读艺术科的。解放以后,他在中学教音乐,我考上艺术学院的时候去看他,在邓川,他就给我很多以前他上学的时候留下的素描纸。有那样的环境,有意无意的,这些东西对我是一种影响。
林善文:就在那个时候,你有一个堂哥学艺术?
杨龙:我的成长过程比较特别。我母亲是怒江的汉族。我的父亲是喜洲本地的,是白族。当时喜洲就有医院、电灯、发电厂之类的。我念中学的五台中学是云南省第一所男女同校同班的中学。38年抗战期间建成的“苍逸图书馆”就有两万多图书。是由当地的资本家严子珍建的。
林善文:现在那图书馆还在?

杨龙:对,还在。

林善文:然后那个图书馆里面有一些画册吗?

杨龙:是的。小时候就看过一些字画。你想,徐悲鸿1942年就在喜洲做过画展。

林善文:是吗!徐悲鸿在喜洲做过画展?

杨龙:有文化。只是我们小时候不知道。喜洲不仅有钱,还有这方面的眼光与判断。考上艺术学院的时候我去理发,理发师就对我说:“你学的这个多好啊,将来有机会出国的。”我现在倒回去看当地人,实际上他们对艺术还是非常的敬重。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画画,还没上学的时候我就在楼上的木板墙上用木炭画画,(用来分隔房间的地方),现在还保留着。画着飞机、汽车,但是都是想象的,看不清嘛,以为还长着脚。汽车是煤炭车,车头是朝上的,人在两边,是想象的。是兴趣、本能的东西,当时就是喜爱。

林善文: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你上小学、中学,然后就开始考大学了?

杨龙:对,今年我们的中学已经是70周年。我就想到我在中学里面的几位美术老师。

第一位,是我初一的老师,他说他在昆明的时候曾经跟过徐悲鸿先生,在一起画画,他非常崇拜。王龄老师第一堂课在课堂上画的是斯大林像,这就把我们给吓坏了,他画得那么好!他教我们拿树枝怎样做木炭条,就用树枝烧,就可以烧成木炭用来画画。他还画了他小儿子的像,他儿子才一岁左右,他就画了一幅木炭素描头像,订在黑板上让我们看。是很现代的一种灌输。他还画鸭子的标本、画素描写生。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苍山花甸坝,画杜鹃花、茶花,画水粉。

林善文:当时你们就开始写生了?现在很多的考生一进到学校就不会写生。

杨龙:我记得5556年跟着王龄去蝴蝶泉写生。那时候那里没有栏杆,就是一个水潭,有很多树。

王龄老师只带了一学期。后来黄维一老师来了,(他后来是四川美院的老师)黄维一老师第一节课穿着雪白的衬衫,但是皮鞋是烂的。他水彩画画得很好。在中国美术馆做过展览。当时刚从昆师艺术科毕业,教我们音乐和美术。你看我们现在著名的歌唱家,赵履珠跟我就是同学。

不一样的是老师更现代。他让我们画写生。画大青树,还画马车、牛马这些动物。甚至画那些卖东西的人,上课时候还让同学坐在桌子上给我们做模特。

当时图书阅览室里面有很多书,但画画的书肯定是很少。学校每逢有节日活动的时候每个班要出班刊,要画刊头。我们班的刊头都是我在画。

每次上音乐课的时候都要把脚踏风琴搬到教室里面来,还发给我们歌谱,是他油印的。

林善文:当时是解放不久,你们学校里面就有手风琴等各种教学设备了?

杨龙:是的,5253年的时候。喜洲解放前就有钢琴,私人家里就有。你完全想象不到,跟其它地方相比是特殊的,走在前面的。1936年在上海出版的一本杂志叫《新喜洲》,封底是聂耳的《大路歌》。当时把许多的洞经音乐做了唱片。                  

杂志的内容包括喜洲妇女的解放,还有禁烟等这些东西。还讲男女平等的问题。整个文化的氛围特别好。

第三位是陆萍洲老师,是个女的,她是“国立艺专”毕业。是齐白石的学生。她画花鸟画。但是她是中学的地理老师,教经济地理这一些,高中的时候她给我们上的课是经济地理。64年的时候我在云南艺术学院毕业,回去的时候去看她,她在喜洲居民的家里楼上租了房子,在里面画画。给我看她的画,很多国画,花鸟画。她说准备60岁的时候做她的个人画展。

第四位美术老师就是后来到云南艺术学院教雕塑的许章衡老师。我上高三的时候许章衡老师从部队下去大理二中教美术,音乐。老师自己在家里面做了一个美术小组,辅导我们画画。老师在自己家里面摆些静物、南瓜、蔬菜等让我们画画。非常好。他儿子许世宁。所以在学校里他经常跟我讲一定要认真画素描。后来和我一起考上云艺。现在回想起来上中学的时候真是幸福。有那么几位美术老师影响了我。像黄维一老师他是最年轻的,游泳游得特别好。我也是受他的影响。体育项目别的都不行,就是喜欢游泳,我现在几乎每天早上都去游泳。

黄维一后来去考了四川美院,当时叫西南美专,他还是学生会主席。后来留校了。听说在四川美院的时候他组织了合唱团,自己指挥。很受欢迎。

就算是在小学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画国画花鸟,也画的很好。

我直到十八、九岁才离开喜洲。要回顾这一生从事美术或画画的过程,我觉得是青少年时代上学的这一过程,我终身都受益。

林善文:奇怪,为什么这种地方怎么会有那么好的老师呢?

杨龙:你是真的想象不出来,很特别的。像喜洲1939年成立的五台中学的校长是本地人,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林善文:一个中学的校长就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是本地人,喜洲人,是他想要回来?

杨龙:是的。我给你讲一下,有一个现在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白族建筑。这个房子的主人杨品相解放前就在上海做生意,他的儿子解放初期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我之所以讲这些东西都是跟文化有关系的,那个地方虽然是边缘,但是它和内地和国外是有联系的。一直都有很多人留学欧美,日本。大家对文化,对教育都很看重。虽然是白族,但是他对汉文化很推崇。你看明清的时候就有很多进士,几十个。

林善文:所以你感觉有渊源在里面。

杨龙:对,有渊源,有影响。因为那些人过去到内地去做官,本地人很看重这些官、功名之类的。白族在这方面可能太过分了。所以国民党、共产党都有高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都有人才。

林善文:都出过高官啊?

杨龙:对,这些对本地其实一直都有影响。那种开放的心态,认真的态度对于普通的年轻人或者那一代甚至几代人一直都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我母亲是汉族,但是她不识字。家里面倒是有很多的字画。我小时候在楼上翻到一个皮箱子,放着一些国画颜料。很小的藤黄,赭石,像豆腐那样的。小盒子里面装着的。就是那种硬的,需要沾水来画。实际上那个时候谁也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是有这些东西,家里面还有一些古代的字画。都是有影响的。

林善文:就像以前我爷爷的弟弟,我们叫三公,年轻的时候写东西写得特别好,做过省报的领导层。我觉得会有影响。虽然我没有见过他,很早就因为闹革命而牺牲了。但是我会觉得我们家出过这样的人,所以对我影响挺大。

杨龙:都会有一些特殊的影响。像我堂哥他虽然后来不画画了,但是我考上艺术学院的时候,当时物资很稀缺。他就把他的一卷素描纸给我,让我到艺术学院去画画的时候用。

1955年的时候我在上初一、初二的时候黄维一老师就把我的画挂了几张在图书室里,对我而言是相当大的鼓励。像现在我们这个房间的四、五间大的陈列室(大约30平方米)。老师对这些很重视。他在我的最后一张作业上给我打了93分,最高分,并且写在我的作业本上,说:“你一定要坚持画画”。所以这些对我鼓励都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已经想做艺术家、画家。当时学校里面有一个语文老师叫李济苍,他是国民党时期好像当过县长之类的。我记得有天上晚自习就遇到他和其他老师一起散步,他就指着我和其他的老师讲:“这是杨龙,在画画方面很有天赋”。这对我的鼓励也很大。因为他是见过世面的,非常有文化的人。

林善文那四个老师教你的时间是怎么算出的。

杨龙:从初一一直到高三毕业这六年。

林善文:第一个老师是初一上个学期就调走了。

杨龙:不是,第一个王龄老师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后来黄维一来了,老师就给其他班上课。黄维一教了我一年多。教到初二结束。

只是初一、初二有美术课,初三就没有了。一直到高中也没有。当时我是只要有时间就画。像高三的话就是许章衡老师在课外教我们,因为有一个美术小组。

林善文:那就是在高三的时候,他搞了个课外小组?

杨龙:他在家里面直接教我们画写生。实际上在我学画的过程里是小学、中学,然后就是艺术学院这一段。

刘傅辉老师1960年带我们去瑞丽画画的时候,拜访作家杨苏,还带我们看傣族的舞蹈家毛相的表演。我说这些的意思是那时候刘老师有这样的意识,不是简单的画画。他希望我们能对各种文化有一个了解和重视,有一个开阔的学习心态,这是很广泛的。我们村子出来的一个著名诗人,结婚的时候家里挂着唯一的一张画,就是刘傅辉画的。那张画是在瑞丽画的一张傣族农民,一张风景画。刘傅辉老师文章也写得很好,文章的铺排、结构都很好。

那个时候我们去瑞丽芒市,都住在傣族家里面。还和他们一起去插秧,干劳动。当时还有付天仇。那是很著名的雕塑家,中国电影制片厂一开始那个片头的工农兵的雕塑就是他做的。那时候付天仇恰好和和我们一起去芒市。

林善文:他当时在昆明和你一起去,还是从外地来的?

杨龙:他是从北京来的。从中央美院。

说到艺术学院我觉得还有一个财富就是廖新学先生,他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虽然我们到艺术学院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没见过他本人。但是到艺术学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五华山,省政府那里。去搬他的油画作品,将它们搬到艺术学院。我在还没有上艺术学院的时候就看过杂志《边疆文艺》什么的。上面也发表过他的油画。

林善文:你是哪一年考上云艺的?

杨龙:59年。在那个时候我一进到艺术学院的时候见到几个同学,穿的是毛呢大衣。年龄也大一点。我以为他们是老师,其实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有同学以前是学医的,在医学院已经读了一年了,但是又来考。还有一个音乐系的同学以前是学数学的,因为喜欢音乐也来考。我说的这些就是因为艺术学院才刚成立,很多这些热爱艺术的人终于找到一个实现自己梦想的地方。大家觉得很幸运,所以也很努力,学习的气氛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再一个就是到重庆、成都去招生。虽然是云南艺术学院,但是学生的生源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云南本地的,另外一个就是从外地来的,相对来说有另外一种优势。

林善文:进来的是本科是吧?

杨龙:对,本科。我们下乡每天几乎都是画。两个月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林善文老师一直都是带着你们走完了很多地方?

杨龙:对。 60年,人民大会堂的云南厅要做一组装饰壁画,刘傅辉老师接到这样的任务,所以他才带我们下乡。有经费。有这样的机会。你想象不到最困难的时候,困难时期。一到芒市就像到了天堂一样了。吃的东西都有保证。不再挨饿,因为不要粮票。

林善文:有人接待?

杨龙: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接待,要说接待那就是安排和边防军在一起吃饭。那个时候就在傣族人家里,景颇族家里住着。

林善文:当时的芒市还比昆明富啊?

杨龙:农村。那些地方主要是自然环境好,不我们去过的一些傣族寨子。看到苞谷在地里长着,但是没有人了。人都跑到缅甸去了。

林善文:去缅甸做生意吗?

杨龙:不是,逃跑。

林善文:怕战争?

杨龙:不是。可能是国内的饥荒和一些政策大跃进什么的,他们接受不了,所以就跑到缅甸去了。很简单嘛,他们有亲戚。

林善文:那你们就可以摘来吃。你们有没有摘?

杨龙:我们不需要摘,因为我们在傣族人家里已经吃得很饱了。

我给你讲一个考上艺术学院的小故事。我考上艺术学院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就想聚一下。就在路边的小水沟里面捉到了几条鱼,水非常非常浅。那个地方就是电影《五朵金花》里面阿鹏下来修马车的地方。我们还捞了一些螺丝、海菜。然后找到一个南瓜。一个同学家里聚会,他母亲抓了一把米,就是一把。和所有的东西南瓜,鱼,螺丝一起煮着。那个时候要吃到米太难了。

61年的时候,我小学的同学当时在云大化学系上学,来艺术学院看他的表弟——也是我们喜洲的杨作霖。她来看我们的时候带了半斤粮票,就在饭店里面买半斤炒饵块,看着我们两个人吃。当时我比较感动,因为在那么困难的时期,半斤粮票啊!买一盘炒饵块看我们两个人吃。

林善文:很饿的时候,坚持搞艺术。

杨龙:大学五年的假期我基本上没有回过家。

林善文:六几年是大饥荒的时候?

杨龙:59606162。困难时期。我们在艺术学院的时候规定不准上体育课,因为怕消耗体力,不准打篮球,不准考试。还有一次我在昆明城里面买东西,你猜买什么东西?猜一百次你可能都猜不到。

林善文:买什么?

杨龙:我和杨作霖进城买五分钱的盐巴。为什么呢?我们太想吃盐巴了。因为那个时候学校里面水肿病很流行。几乎个个都有水肿病。水肿病人吃了盐会加重。吃饭吃的不是米饭,是蚕豆,一颗一颗的,水煮的。放盐巴只能放一点点,我们在大街上遇见同学,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按他的额头,如果按下去有一个坑,很慢才变平,那那就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我们算是一般的,不算最重的。往往是平常身体好的那些人,水肿病反而更严重。他们的待遇就是每天吃饭的时候多打一瓢黄豆做的汤,每个人一小碗。就是享受那种待遇。 

林善文:水肿病会死人的,是吧?

杨龙:对,会死,很多人。

我有一个亲戚告诉我,他们那个村子在60年,61年的时候没有生过一个小孩,他们的妇女都没有例假。你想已经到了那个地步。没有生过一个人。

其实多半生小孩的都是农村里面的干部或保管员。因为是吃大锅饭公共食堂的时候,他们可以把生产队的那些粮食、油给偷掉。

我在60年的时候下乡,路过喜洲,在伙食团吃饭,交了粮票才能吃。每个人一碗,就是米汤里面有几粒饭,然后有几片南瓜叶子,就像喂猪的一样。

我刚才告诉你的杨品相。是有钱人,见过世面的。他困难时期告诉我说曾经在香港吃一顿饭花了一根金条。我觉得简直太奢华了。后来他把那些旧的画报糊成一个一个针线盒,拿到赶集时卖掉,可以买个南瓜回去充饥。他送了一个针线盒给我,就是用过去的旧画报糊起来的,现在我还保留着那个针线盒。上面是印了一张油画,是抗美援朝时候战地医院,在输血。《人民画报》,还是《民族画报》,这样的。

林善文:那不是很简单吗?那老百姓干嘛还要去买啊?自己不会做啊?

杨龙:农村里边。老百姓去哪里找画报,因为他姑爷是中学里面的,所以他有这些材料,以前找点纸都找不到。没有办法。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凳子,但是床旁边还挂了很大的一张黑白照片。

林善文:那个照片很值钱。

杨龙:对,很珍贵。他很看重这些情感的东西。其它什么都没有。只有他夫妇两个人的一张合影。

我在大学五年没有回过家。我的奖学金是四块钱,一等。后来是特等,5块,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回家,假期也是画画。那个时候唯一给家里寄的就是信封里面的几张邮票。要不然我母亲,带封信的话八分钱的邮票都难。就是经常要面对饥饿。

林善文:那你最饿是什么时候,几天没有饭吃?到什么程度?

杨龙:有东西吃,但是不是饭。包括艺术学院吃的都是蚕豆之类的,就是干的,虫吃过的蚕豆。一个人一勺。菜都没有油。我们学校的要比其他的学校条件还要好,标准还要高一点。已经算很幸运的。

林善文:当时几年饥荒是怎么弄出来的?

杨龙:长期以来官方的宣传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照他们说的一个是自然灾害,另一个就是苏联要赔款。实际上不完全是。因为后来的资料说那几年是风调雨顺,最好的。一个是大跃进的时候有些粮食被浪费了。还有一个就是虚报浮夸,比如你一亩田只有三百斤,你却报出一千斤。又得把粮食交上去。其实就是上面政府和领导,不了解民情,也没有真正把普通百姓的生命放在心上。要对苏联进行还债是有一点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不是主要的。

林善文:就相当于所产出来的粮食都进贡了,所以大家就没有吃的。

杨龙:一个是交上去了,还有一个是浪费掉了。是老百姓自己浪费掉了,大炼钢铁铜。完全是自己骗自己。比如说我们中学门口有一片稻田,本来谷子已经黄了,再过几天就可以收了,但是没有,大家一窝蜂的把几丘田的谷子拔起来,栽在一丘里面,放卫星。自己骗自己。然后把男同学、女同学的头发剪短做肥配料,还把狗给打死了,也做肥料。这真是荒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反右,就是所有的知识分子不再讲真话。这是最核心最根本最可怕的一点。不讲真话,只讲假话,好听的话,长期以来对于饥饿和困难时期的理解没有从这一点的来看。真的是太可怕了,本质上的所有灾难是连贯的,不是简单的,自然灾害其实多数是人为的,是人害。

在艺术学院,老师对每个同学的个性很尊重。他不强求一种统一。也很少说你的画我在上面给你修改。他是大体上讲一讲。强调大的感觉,动态。另外他们把刘文清,刘自鸣等都请到学校里面看我们的画。他的思想比较开阔。

林善文:他把刘文清,刘自鸣都请到你们学校去看你们的画?

杨龙:对。我那时候画了一张大理赶三月街的创作。刘自鸣,刘文清看了都是非常肯定,非常喜欢。对我是鼓励很大的。

林善文:说明刘傅辉这个老师很负责任。

杨龙:对,他把梵高画的一个农民的头像挂在我们的教室里面。有的老师就不能接受,还批判他,但是我说老师做得非常好的。有非常虔诚的态度。老师那么单纯,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教师那么负责任。他把这些介绍给我们,他不用讲太多的,但是我们接触的不再简单的只有列宾,苏里科夫,我们自然而然会耳濡目染,也包括廖先生的一些作品。那时候浙江美院的办了个美术班。是罗马尼亚的画家,巴巴,他是六十年代唯一到中国来的,在做教授,办了个班。不是马克西莫夫,跟那个不一样。我们还看到他们的照片,还是给我们开眼界。还有一个就是从印尼归国的学生,他们带了很多画册,里面就有一些像高更、梵高这些国外画家的作品。这些东西对我们的思想,眼界有一定的影响,让我们受益匪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所以大家的学习风气,同学的关系都比较好,都很认真,也很勤奋。吃过晚饭还出去画速写,小油画写生。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像星期天的时候时间基本上都花在了画画上。

那个时候在昆明的展览确实很少。但是我看过刘自鸣的画展,从北京过来的,好像是60年的时候,内部展览。非常好,很安静的,一种宁静的油画。

当时有一些外地的画家会来。很多画家来,包括黄永玉,那个时候就到艺术学院做报告。一起来的还有陆志痒。他当时好像讲不出话来,黄永玉做他的翻译。

这些都好像是60年的事情。云南确实是比较边远,和北京、上海、杭州、广东是不能相比的。但它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四十年代的时候很多内地的大学到云南,到大理、到喜洲去,那个时候有个武汉的华中大学,是教会学校,就迁来喜洲。所以这些都是对喜洲文化教育的影响。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师他画国画花鸟。就画荷花或者翠鸟,我们非常着迷。

喜洲有很多寺庙、塑的石菩萨之类的。白族的刺绣、民间剪纸,包括服装,山脚海边的。那种丰富多彩那种变化不是像现在电视里做出来的那样,或者民族村做的那样。老太太都被“金花打扮”。不是那样的,比它丰富一百倍。比如海边的那些妇女,他的袖子就比较精干,比较细的。但是山脚的就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裤脚就很宽。村庄里面中年人是一种,老年人是一种,色彩搭配,服装宽窄都不一样。而现在就太好笑了。

林善文:云艺当时是59年才开始招生是吧?

杨龙:对。那个时候只有云南艺术学院才可以考,比如像我要考中央美院就要到北京,那是不可能的,比登天都难。不是考不上,是没有钱,完全是一个幻想,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

林善文:那在之前你们为什么就会有美术小组了呢?

杨龙: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喜欢画画的人多。那个时候的美术小组不是你现在这样的观念,完全不是。是因为老师太喜欢,因为他是老师,也是画家。

林善文:他不是要办一个培训班之类的,他只是想要形成一个气氛?

杨龙:对,是。他喜欢这些学生。

林善文:当时也不知道有学校可以考?

杨龙:对,还不知道,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云南艺术学院,也不知道要成立。这个消息是怎么来的呢?是我的老师黄唯一当时已经在四川美院了,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云南要成立艺术学院,让我去考。

林善文:那到云艺以后有哪几个老师在教你们啊?

杨龙:那个时候教我们的一个是许敦谷。他早年留学日本,画油画的。后来画国画了。

林善文:他在云艺教了几年啊?

杨龙:很多年的,直到我们毕业他还在那儿。

林善文:那就是说许敦谷还有刘傅辉,还有许章衡

杨龙:对,许章衡就是美术小组教我们的那个老师。调上来了。上素描。教我们艺用人体解剖。他是从部队下去,军队画家。还有一个就是陈饶光。湖北艺术学院才毕业分来的,第二年来了叶公贤、丁绍光、高临安是中央美院毕业的。

林善文:这些老师哪个对你的影响大一点?

杨龙:实际上还是老师。

林善文:我就听说他只带了你们一班?

杨龙:带我们一班一直带到毕业,后来又带别的班带了两年。

林善文:你们从大一开始他就教你们了,也就是说从一入学他就教你们。

杨龙:对。

我们在60年去芒市之前,每人发一个画箱。老师教我们怎么挤颜色,怎么把它铺排开来。才开始画油画。第一张油画我还保存着它。

林善文:那就是从你们开始挤颜料开始就是老师在教你们。

杨龙:对。

林善文:当时你们考进来时候有多少人?

杨龙:一开始是不分的,进来才分了油画和国画、雕塑三个专业。第二年成立了版画专业。

林善文:有几个学生,我听说有七个学生。

杨龙:七个学生是油画专业的七个,国画的三个,雕塑的四个。毕业的时候有十四个人。才进去的时候有二十多个人,后来变化了。还有个同学名也是油画的第二年困难时期的时候他退学了。当然退学也有原因,家里出身不好,是地主,我想可能是家里面的压力大吧。太困难了受不了。

他们四川人有几个都退了,还有个画国画的喜欢写诗,像个诗人的样子。充满激情的。还有音乐系的,学声乐的几个坚持不住就回去了。

林善文:当时云艺预备班跟本科班是什么关系啊?

杨龙:预备班是初中毕业以后读的,是两年。预备班有一些是读了高中的。有的读了高一或高二的样子。

林善文:当时上学可能有几个事情对的比较重要。一个可能就是你们下乡去。

杨龙:那一段非常重要。一个就是毕业创作之前的那一段,到了大理这些地方,

应该说我整个这一段可以说是分成一部分就是大学这段时间,再就是分到临沧工作,然后很多时间在沧源耿马,在艺术馆,工作队。

林善文:上学的时候你们在画什么呢?当时有什么想法和观念呢?会不会画讴歌人民的画?

杨龙:那时候普遍的观念,都要表现一种宣传的东西。要表达劳动人民的这些主题性的创作在里面。几乎每年都有这样的要求,要有作品出来,比如说美协也要组织这样的活动,无形中就要给你这样的条件和展览。美协就给你一块画布,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有这样主题性的创作要求。至少要你表现工农兵,表现新生活。

老师带我们去芒市那次我回来画的是一个景颇族采茶的画。在《云南日报》发表的。一进学校我画了个“开饭时刻”,表现人民公社伙食团的。我画了一张稿子,铅笔画的。那个时候袁晓岑是系主任,他来看了以后就说那张很重要,但是我还没有画过国画呢,之前都没有摸过,什么宣纸都不知道。

林善文:当时你们进来其实大部分的人画画都画得蛮好了。

杨龙:应该说都有一些基础,有些同学都发表了很多作品。时事漫画,插图这些的都有。

林善文:那个时候也就是二十多岁吧。

杨龙:我们就是十八、九岁。有的年纪大一点。也有二十七、八岁的。

大家当时都挺崇拜苏联的画家,受苏派的影响对我们还是挺大的。你看的报纸上宣传的。像老师廖新学他们带来的另外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都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刘自鸣。

林善文:你觉得他们的画跟很多人不一样吗?

杨龙:是不一样,像和当时主流的一些东西就是不一样。和主流的都不一样。

林善文:你们稍微崇拜一点的老师那就像廖新学这种。

杨龙:崇拜的就是廖新学。这个认识有一个过程。刚进去觉得很好,过一段接受苏联的那些以后觉得也不太好。等到快要毕业了,觉得真好。其实先生还是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不是因为他那些得奖的雕塑。其实别的那些油画、风景,包括他回来做的那些石雕。那些都做得很好。

林善文:像刘文清 这些人的画你见过吗?

杨龙:见得很少,刘自鸣的看过,是不一样的,很纯粹,很安静的。

我比较喜欢刘傅辉的就是他画得比较概括、单纯。他的画里面没有那些做作的过多的细节。

林善文:你和他相处下来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杨龙:我后来毕业以后我也经常去看他,八九十年代他不画油画了,我觉得他的成就应该还是山水画的境界要高一点。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画的那些画,就是边疆的像热带的芭蕉树那一些画,我觉得非常的好。里面有一种中国文人的气息。有一种当代的对自然的看重。个人的表达,就觉得好像现在很多人都达不到他这样的境界。一个艺术家的独特表达让你觉得很感动,让你遐想。老师还有一些花鸟也不错,有很多比他早期的都要好,有更高的一些表达。

林善文:他当时受命于人民大会堂的事情在后来到底完成了吗?

杨龙:在后来到底做成没有我也不太清楚。

林善文:他下去写生的时候主要是以采风的方式,那他是画油画还是国画?

杨龙:画得很多的是水粉,偶尔也画国画,也画油画,有几张油画画得很好。现在看也很好。他对色彩的控制和笔触的表达,对形体的塑造,你现在再去看这些画,我觉得还是非常精彩的。

林善文:但是你们画得都不太像他。

杨龙:我觉得也完全不像。我那天翻出在瑞丽画的一张写生,是油画,我画的是傣族竹楼。关于他们开会的。我画的就是有竹林,地上有阴影,就是表达那种很热很闷的色彩。

林善文:你觉得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平时有什么嗜好啊?

杨龙: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家庭、子女都会比较看重的人。看重情感,亲情。他青年的时候可能也是充满激情的。他的好处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于文学的这种喜爱和修养。无意中对我们还是一种影响。那个时候他经常写一点文章,给《大公报》。还是有一点稿费。他爱人是学外语的,但是我们上素描课的时候还一起来画。画速写。我觉得这些就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日子非常美好,有一种崇拜在里面。很特殊。我觉得那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情感。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这一点上也是非常幸运的。

林善文:像你的话,我觉得也是在鼓励中成长起来的,基本上是按自己的方式,没有人来控制你,管着你。我看你的画觉得有一种唯美的取向。那你毕业之后,分到了临沧。临沧是个不毛之地吧?

杨龙:临沧是个很特殊的地方。我在那里有一个亲戚,他在沧源当小学老师,后来又当中学老师,当了校长。我65年的时候专门到寨子里面去看了他。

其实我到临沧那会儿之前,充满幻想,因为去过瑞丽这些地方,觉得是非常神秘非常美丽的。所以我到临沧的时候还要求要到“沧源”,是佤族地方、但是不可能你想去就可以去的。后来虽然我不在那儿工作但是因为文教系统的抽去了。

第二次去是他们县里面要搞一个农业水电建设的展览,是关于兴修水利的。;类似像学大寨的展览。里面就有一些比如佤族把大石头用大火烤,然后浇上水,让石头裂开这样的土办法,像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一些场面就找不到照片,需要我画出来。就把我要去了,和搞摄影的,还有文化馆长等等,背着相机,画夹,走路去了很多村寨。那一段也非常愉快。一个是年轻,一个是那些人也好。

林善文:当时没有感觉到发配到地方去的感觉

杨龙:没有,我是非常高兴去的,我自己要求都要去的。

沧源县的副县长是南京师范毕业的学生,他也喜欢画画。所以他做报告,我就躲在舞台边上画速写 他也认为是很正常的,也允许那样做。后来这个人退休以后就画虾什么的,学齐白石那样。

林善文:那也就是相当于你后来画的地方因为离昆明比较远,所以基本上就不受美协系统的监管。

杨龙:美协系统也会有通知。第三次和工作队去沧源,岩帅。我在那里接到电话说“全国美展西南部分展”在翠湖展览,选了我的毕业创作“水之歌”,就通知我来昆明看这个画展。也很高兴,当天下午马上就从岩帅大队走了,背着一个包。带着一根长竹竿。走过那些拉祜族寨子,佤族寨子。那天黄昏才走到农场。

林善文:这在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只有你们都是科班毕业,而且还只有那么几个人。所以是省里的展览应该会很重视。

杨龙:对,很重视、我们上艺术学院以后,省里面几乎每次展览好像艺术学院就几乎占了三分之一,一半这样的。得到一种锻炼或培养或重视。

林善文:当时美协的领导是谁呢?是你的同学吗?

杨龙:就是高德林。他是艺术学院的教务长。是廖新学的学生。后来在临沧这一段也非常好,一个是在沧源,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每个县我都去过。我参加了临沧地委工作组。农业学大寨的工作组。那时候有一个汉族队,一个拉祜族队,一个傣族队。我是在佤族队。将近一年的时间,要跟他们干活,劳动。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不干活也行,但是我们始终是单纯,一个是家庭出身不好。不敢画油画,只是画点速写。

林善文:为什么不敢画油画呢?

杨龙:画油画的话太张扬了,我在一年的时间里只画两张,其中一张是画的我住的那个房子,黄昏时候的。另外一张是秋收的时候,是想着画的,不是写生。还是谨慎的,那时候就画点速写。我还要跟他们去劳动。栽秧,割谷子……什么都干。

65年,我也是要求自己要求到布朗族寨子,山上的,叫南朗。其实那天我本来是生病,发烧。四点多钟就起来了,还背着行李。五点就出发,春节刚过,翻山过去那个坝子,叫岔箐,都是野生的芒果树林,我自己背着行李下坡,四公里左右,进到寨子里面是黄昏,找到生产队长,就住在他家里。他们家火塘边围着蔑笆,一家人就睡在蔑笆上,里面有一张床,叫我睡在那张床上。太累了,我一下子就睡着了。半夜听见外面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有嘣咚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第二天知道是牛在吃草,还有就是懒碓,舂米的碓,因为后面山上有水沟,懒碓的水接满了,就舂下来。那一段也非常有意思。

林善文:那你在临沧呆了几年?

杨龙:三十多年。64年底去的。一直到2000年。

林善文:你在那待了很多年,算一下你在那待的部门。

杨龙:最初调到“行署文教科”后来又到文教局,再后来又到文化局,然后是艺术馆。是在艺术馆退休的。

我去了两个布朗族寨子,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画了很多画。第一年基本都是在乡下。在那里加强锻炼。只能画些速写。我还要去犁田,栽秧。什么都做。

林善文:进行劳动改造。

杨龙:对,进行劳动改造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有的人参加一个工作队劳动,他们就到处去看一看,走一走。跟着领导,所谓视察,这样就行了。但是我们就不是,好像就觉得是应该的,因为那个时候总觉得自己的出身不好什么的。

林善文:其实你心里面一直压着一个结,你老觉得自己的出身不好。其实你的出身很好。出身好你才有这些条件。现在应该反过来看,你不能说出身在地主家不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你老是觉得自己背着这种感受。你觉得自己的出身不好所以要劳动改造。

这也好啊,会养成你一种很低调的性格和很谦卑的性格。不再张扬我是大地主,是爷们儿。不能这样。

杨龙:不像那些出身好的,非常得意。

林善文那你夫人是什么出身呢?也是地主出身吗,也是出身不好的?

杨龙:我夫人是另外一种。她的父亲是西南联大的,她母亲也是云大生物系毕业的。应该是书香门第。

林善文:当时反正也受到排挤?

杨龙:对,这几十年国内的大环境造成的,我们要判断,要有情感的叛逆也,都是不同的。

林善文: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个时候是什么年代呢?

杨龙:土改的时候我是看到的,地主被斗,被吊起来。还有你正在吃饭,民兵进来检查,看你要是有肉,就马上摔在地上。你要上街还需要有路条,民兵在街上站岗,有路条你才能上街。你们体会不出来。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就被整。这些东西都是童年的记忆。

林善文:很奇怪为什么那个时候你还有心情学画画,能那么欢乐的学画。

杨龙:上学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学习也很好。我体会到了一种快乐。

林善文:昆师艺术科是什么呀?

杨龙:昆明师范学院的前身。其实最直接的是廖新学创立昆师艺术科,江映良、江芷奄③他们这些留日的是老师。

林善文:那你在临沧三十多年时间。

杨龙:36年。

林善文:那你就一直没有机会调吗?

杨龙:实际上还有一个家庭的原因,也不太想上来。

林善文:那你在下面画的画基本上就是关于民族题材的。

杨龙:就是关于那一段的生活,很多就是跟佤族,傣族,布朗族接触着一些的记忆的,幻想的。

林善文:但是没有写生。

杨龙:有写生,很多写生。

林善文:但你回来画得比较多,因为你不敢太张扬。就回到家里的时候再默写。

杨龙:不敢太张扬是在农村那段时间,那一年左右的时间。后来地区有了艺术馆、文化局,宣传组。我就名正言顺的去画画。

林善文:你还是画了很多画。基本上每年都在画。

杨龙:对,画了很多。肯定是每年都在画。

林善文:真的,你有这么多时间画画。

杨龙:还可以。基本上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画画。我还有一个是2000年回到喜洲。有个严家大院,宝成府。在那里有个画室。我这几段也是非常丰富的。

林善文:你哪年上来昆明的?

杨龙:我06年上来的。

林善文:当时还在北京做了展览,也卖了画是吗?

杨龙:对。我06年在北京798里面举办过一个小个展。

林善文:你说说你自己画画的话喜欢什么样的艺术风格,以及你对艺术的理解。

杨龙:过去上学的时候常去想这些,我觉得还是比如像蒙克、梵高,高更这些。包括戈雅。现在画油画逐渐的又转回来,还是对中国传统的非常敬重。也画一些山水,转回去看一看。像齐白石,吴昌硕啊。

林善文: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杨龙:齐白石的东西包括他的山水,也是对自然的一种亲近,可能也是跟自己的成长环境,在农村长大这些有关系。你自然而然的就有一种感受。比如你听见鸟叫、音乐,像山歌,调子那些,海边那些砍柴的人,很早,五点六点就经过村子,一边唱调子,他们唱调子一个是壮胆,一个是喜欢。我就觉得那些东西还跟你听什么交响乐是不一样的,那些是最直接的,跟你的成长,童年、少年时代的一种心里接触的一种东西。也可能跟大理的那种山水那种明朗的色彩,就受那种熏陶,感染。和这些肯定是分不开的。是发自内心的欢乐或者欢喜。我有时候也在想就像彝族喜欢那些黑色,回族他对白色,绿色那种又是另外一种情感。白族对白色,对蓝色,对明朗的色彩,发自内心的那种接受,那种欢乐,欢喜。少数民族都普遍的相对的要明朗一点。

林善文:我感觉你的画偏灰。就像你比如喜欢夜景之类的。

杨龙:是吗。我画过一些夜景。夜晚是神秘的。我觉得色彩也永远都是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实际上我画的洱海那些色彩是很强烈的。有一张太阳刚好从云里面出来,背光的,几个人在洱海边,在敬香。对洱海,对当地的自然的一种崇拜,对宗教的一种情感。色彩用了黑色,然后用了红、柠檬黄、天蓝,只用了几个简单的颜色,就控制在这几个范围内。我是有意的控制的,表现性的。

林善文:你画喜欢用线还是面。

杨龙:不一定,我刚才讲的那张里面我是用线,一段时间又是不一样的。有些会追求一种平面化,或者笔触的一种流畅,简单的画面得一种节奏。但有的也是注重空间、动态、环境气氛这些东西。会有不同的选择。

林善文:你算起来大概画了多少张油画了?

杨龙:我很多画别人都没有见过。不少。

林善文:听说郁特里罗一辈子画了六千张油画。这是最多的了,油画风景。像毕加索大概有二千多张油画。基本上一个勤奋的艺术家。但是你说的像你这样算你的素描和速写就很多。

杨龙:对,很多。我现在都保留着。

林善文:但是像弗里达卡罗留下的作品很少,但张张都是精品。

杨龙:还有维米尔,才二十多张,那也是了不起的。、我这几年也画一点水墨,纸上的。

林善文:你没具体算过有多少张?

杨龙:没有算过。我这三年画的不只是油画和水墨,另外有一些纸上的东西。

林善文:很多老艺术家到了晚年好像都喜欢画点水墨。

杨龙:我想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个是情感上的原因,像是对传统的一个再认识。还有一个是传统的一种责任。

林善文:你看像人家莫奈八、九十岁了楼梯爬上爬下还是画油画。

杨龙:对,我觉得他后来画得太好了。睡莲那些像中国的写意,

林善文:我觉得你这样的一种状态应该画几张大一点的画。

杨龙:是的。

林善文:画上几个系列,这样的话可能会很棒。你说到的色彩观,其实我注意到你的画面里的色彩,几种对比色你会用在一块儿,而且就是感觉会相冲的颜色,他有一种很奇妙的效果。你敢用这种色彩。这是从哪里来的一种灵感呢?

杨龙:可能一个是和当代的画家像梵高,马蒂斯,过去对他们的东西有过一种认识和喜爱。也有点关系。六十年代我也对印象派的点彩感兴趣,特别对修拉的东西,那段时间有一种迷恋的,觉得神秘,后来有人开会说你怎么会画出这样的颜色,好像用的是一种批评的眼光。好像你不是认真的。

林善文:确实挺另类的。你也不管吗?

杨龙:主要是我喜欢。你转回去看,像关良,林风眠,包括刘自鸣。都是另类。

林善文:这确实也是得跟着自己的内心去走。

杨龙:对,自己心灵的选择还更重要。完全去迎合,这是一种悲哀。很多人早期都不错,但是他们的艺术出现了一种偏移。所以判断还是很重要,其实最终首先是过自己这一关。一张画常常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可以放手,什么时候你觉得对或不对,行或不行实际上还是得过自己,过了才行。你过了别人怎么讲是另外一回事。有时候是自己过不去,自己当天觉得还行。后来又觉得不应该这样去画。需要有一些思考和调整,还有有些东西你也不可能事先想好。是偶然的,不能简单的设计或者是什么。你说神来之笔也好,你说碰巧也好,都有些偶然的因素,潜意识也好。我发现有些人是很聪明的,但是看到他们画画的时候好像又过于聪明,过于的完整,过于的技巧,反而是投机。

林善文:就是画画应该笨一点。

杨龙:画画还是应该追求自己本质一点的东西,不要过分的、太多的去注重,特别是所谓技巧性的东西。雕虫小技,很多往往是太过了。

林善文:你觉得云南这几十年来有没有出现过一个像样的画家。

杨龙:有一些表面上看是开辟了,转回来看我也不是很喜欢。是一种捆绑,觉得气都透不过来的另外一种压抑。缺少一种空灵的,自然的,刘自鸣有一些,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画的那些画,那些真好。有传统文化的延续。

林善文:个人的面貌从某种层次来讲蛮重要的。

杨龙:是,其实说到底还是只有个人的面貌。个人的面貌肯定是跟他的成长,经历、环境有影响。

林善文:你怎么看吴冠中呢?

杨龙:吴冠中应该还是一个独特的,有个人魅力的。我觉得他自己的画确实是开辟了一种自由表达的,作为艺术家的自由的、解放的心灵空间的东西。应该说他还是值得尊重。现在倒回去看徐悲鸿早年他画的那些油画和那些国画,包括《愚公移山》他花了不少心血,他是很专心,有一种英雄主义在里面。我觉得也是一种另类,二三十年代,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时期,过了那一段。就像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你说政治和艺术没有关系吗,好像也不能这么讲,中国特别是多少年以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但是整个环境还是比过去好。

林善文:你觉得做艺术跟中央,比如说跟在北京有什么差异呢?

杨龙:差异是有的,你在北京可能不会做这个东西,他获得的影响和关注是不一样的。你接受的,考虑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你要做纯粹的艺术家应该跟这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梵高他在阿尔那个地方,但是不等于他不知道巴黎的艺术的格局。他依然关注这些。

林善文:你在临沧的时候了解外面吗?

杨龙:了解,但是不多,现在网站上可以看到。比如说北京的展览,吴冠中的。你觉得他怎么样?

林善文:我觉得还算好看。

杨龙:应该说在当代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林善文:他贡献了一种东西,他的简洁、他的明丽与写意,和中国画的一种结合以及东方精神神韵的一些东西做得都蛮好的,包括他的色彩也做得很好。杨龙:画面的处理,构成相对比较自然。

林善文:其实不管这个艺术家观点怎么样,最后还是以画说话。

杨龙:对。其实做什么广告都不是很重要,最终还是看你的作品。

林善文:喜洲给你的是一种底蕴,你觉得你有这样的背景做什么你都不会怕。

杨龙:对,的确是这样子,应该要做得好,做得非常好。喜洲人普遍也是这样的。200010月,我回到故乡喜洲,在严家大院宝成府做了《杨龙油画作品展》,一直展出至20063月,也算是我对故乡的回报,让故乡的人士以及青少年学生有机会认识我的绘画,也有世界各地的人士了解我的绘画,了解喜洲,部分作品为美国、法国、意大利及印度尼西亚和台湾、香港等地友人收藏。

喜洲让我充满怀念之情。

 

艺术是意象的表达

 

林善文:你画画为什么没有选择写实的方向画下去?

杨龙:对,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种距离。我觉得对美的理解不一样。这可能跟色彩对我的诱惑有关。宏大的写实的描绘,我一开始就有点疏远。

林:我觉得我们肉眼看到的色彩世界没有你作品中的丰富。哪怕日落都没有那么丰富,因为,最近我也去画画,很客观的去观察。

杨:其实这是一个感觉的世界,一个主观的世界。绘画需要对色彩进行提炼。比较灰的那些中间色调我会去掉。其实有一种强调,我把那些对比的关系有一种度的把握,是一种想象的,跟音乐里边的调子一样,他是不一样的。我一直都注重色彩的音乐感。上大学的时候,大家也都说我的色彩好。我的风格的形成,除了个人的因素,有很多的原因,跟大理山水的明朗明快有关系。你看,白族的服装,白的,蓝的。有很青的色彩,湛蓝的天。黑色的围腰,跟白族的衣服有关系。白族进香的香火,贡品,有很黄、很绿很红的色彩,跟民间刺绣的那些色彩。这些东西,我想我的骨子里边流淌的就有这些成分,跟很多人是不一样的。彝族对黑颜色特别敏感,或者说特别看重。跟成长的环境有关。如果你是长在灰蒙蒙的地方,你对色彩的印象和使用肯定就不一样。

林:你说到明快的问题,但是,我看你的一些画,也不显得明快,画夜晚,画光线特别弱的时候,有混沌的感觉。

杨:有些时候,我又注重色彩微妙的变化。很注重色彩的控制,跟色彩明快的画相比很不一样。有些人只注重色彩明快的一面,色彩有另外一种分量。玫瑰红与紫红很不一样,同样的紫红,有蓝色在里边给人的感觉也很不一样。另外的一种色彩对比,跟它在一起的效果。

林:你特别偏爱的是什么颜色?

杨:我小时候特别偏爱杏黄,像柠檬黄这一类的黄色。小时候见到这种颜色,觉得特别的兴奋。看到蓝色的花,蓝色的蝴蝶,大红色的蜻蜓,我就觉得非常的激动。感觉太愉快,太快乐了。从小就喜欢这些东西,那种自然的,流动的,小时候在小水沟边看见各种小花,奇奇怪怪的颜色。

林:绿色你不是很看重。

杨,绿色我不像他们那样看重。我很少直接用绿色直接画,一般用普兰或者是群青去表现。很多人好像对绿色用得很多,我好像要少一些。我有绿色为主的画,但是比较少。

林:我一直觉得画面要好看,当你用一个非写实的色彩关系去表现的时候,是否要经历过,你得先能够很客观的从素描关系所呈现真实空间里边抽离出来。

杨,对,比如你要色彩去表现山的远近和变化。肯定需要这样的过程,我过去 ,色彩他是有透视的,比如绿色,绿色在近处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退出去50公尺,它在空气里边,它是有变化的,它不再是绿色的概念。色彩产生了透视,不是线条的透视。我是用这样的观念去认识。

林:很多人是用素描的观念去认识的。你对色彩本身有透视的观念进行认定。

杨:恩,对。所以在画面表达出来的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还有画面的结构。它有这样的关系。

林:像你这样一种作品,印刷成黑白效果的话,可能会遇到一种情况是,变成黑白以后,这是一幅没有透视的画。但是看原作的时候,空间距离,透视都是舒服的。

杨:也可能是这样。

林:原来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是一幅好的色彩作品,它印成黑白的时候,他也是一幅很好的素描。

杨:我觉得这样的理解有点太简单。把绘画理解得太机械,它感动的东西——所谓的空间,素描的那种是会感动一部分人,但是它不是最好的,它恰恰不是最好的。有些东西恰恰是摆脱了空间的束缚,它的语言它的力量它会感动你,你需要做一些取舍。肯定是这样,就像你写诗一样,语言要精练。要提升,有不断的意象需要表达。在语言本身你要做一些取舍。要提炼,要讲究节奏。要干净。

林:我发现画风景画,在近景的处理上特别难,你是怎么处理的?

杨:近景,你往往会呆呆的看,因为太近了。有些时候你会无所适从。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一定要记住,画它永远是画,它不是其它什么东西。有时候恰恰要把空间忽略掉,要看重画面的结构。

林:你的画在我的印象中,近景也是基本没有的。你是用色彩来推远。

杨:嗯。画面的结构是重要的,基本的一些元素,你说笔触和线条也非常有分量,有些画是靠这些东西的,比方我以前画的迎春花,简单的看,花和空间都是很简单的,但为什么会觉得他丰富,是因为笔触的那种顿、按,放,疏密。或者那种颜色,柠檬黄的那种对比,就有一种丰富的生动的感觉。内心情感的表达,你觉得满足。有很多时候,画布还是很空的,但是你觉得已经足够了。再多就是一种累赘,其实画画是一种不断的修炼。画画的过程很多时候是自己的一种判断,你觉得行还是不行。不能永远的跟着对象去做比较。对象只是一个起点,给你一个启示,开始的一个约定。一幅画最后是你自己来完成。色彩还是非常的重要。

林:对,色彩心理学是一门学问。

杨:对。色彩是心理的空间,心理的暗示,心理的满足。

林:好的艺术总是直指人心。艺术是一种疗伤的药。

编辑:【佟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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