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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油画远离“历史主题”现象考
作者: 杨一江 上传时间: 2006/12/12 来源: 浏览 15584 次 评论 0 条


  中国油画的“历史主题”,取自共和国革命史,称“革命历史画”。建国后50─70年代,是革命历史画创作的巅峰期。中国历史油画名作多出自这个时期,但这些历史画卷中,都没有录入云南油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关涉中国时局的历史事件鲜少发生在云南
  
  五四运动、国民革命时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没有事件发生在云南;土地革命、抗日救亡时期 :自1927年8月1日中共率军南昌起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到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只有长征队伍短暂途经云南一事 ;全民抗战时期:从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提出团结御侮,到 1945年9月9日,国共南京接受日本投降仪式,抗战结束,没有事件发生在云南 ;解放战争时期: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双方举行“重庆谈判”,到1949年大陆解放,只有 “一二·一” 昆明反内战学潮一事。四个革命时期,关涉时局的历史事件仅两件发生在云南,客观上限制了云南油画家的选材余地。
  
  二、云南油画家受自身经历所限
  
  关涉时局的历史事件,虽然鲜少发生在云南,毕竟云南与共和国革命史没有隔绝。《云南概况》记载 :反“围剿”失败后,1935、1936年,红军长征队伍曾两度途经云南。途中,每到一地都要写标语、画漫画、贴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和各种座谈会,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党的民族政策。解放后在富源收集到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为抗日讨蒋告工农民众爱国战士书”、“对苗族的标语口号”等革命文物,就是当年红军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生动例证。广大劳动人民把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积极支援红军,掩护红军,有的主动给红军带路,有的积极帮助红军渡江,在红军经过的地方,至今流传着许多军民团结和鱼水情深的感人事迹。
  这些史实、文物、故事,历史画可以开掘,可云南仅《四渡赤水》一幅作品涉及。且“赤水”居川黔两省间,只是靠近云南。此外,云南虽处抗战后方,但“一二·一”学运亦波及全国,是世人属目的历史题材。《中国革命史》记载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生 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演讲晚会,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伍启元等教授在会上发表演讲,主张迅速制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11月26日,昆明30余所大、中学校的3万余名学生宣布总罢课……并发表了罢课宣言,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当局派出大批军警、特务闯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殴打学生,并向师生投掷手榴弹,致使4人死难,11人受重伤,14人受轻伤,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此事,档案馆具详实史料,历史画有文章可做。而云南仅一件非写实作品涉及。云南油画一再搁置珍贵史料的原因何在?如果查阅中国首批历史画作者经历,可知这些人大多生于20世纪初,并亲历过“土改”、“抗战”和“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
  王式廓(1911—1973),《血衣》、《转战陕北》作者,1938年到延安,鲁艺美术系教员兼研究员。莫朴(1915—1996),《宣誓》、《南昌起义》作者,1940年到延安,鲁艺美术系任教。罗工柳,《地道战》、《整风报告》作者,1938年到延安,任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理事……
  而同期几位重要云南画家,无人投身“土改”、“抗战”或“解放战争”。
  廖新学(1903—1958),1919至1933年,于昆明“鸣鹤画店”做学徒,1933至1948年,留学法国。许敦谷,出生年月不详,1920年东京美术学校毕业,抗战时到昆明。刘傅辉,1938至1940年,入抗战迁至云南的国立艺专,后留在昆明。此外,另有若干画家在“土改”、“抗战”、“解放战争”期间均驻留昆明。
  比较以上两组画家的经历: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受到上述新生活及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双重影响,在明确地接受了毛主席所号召的为工农兵服务(按,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思想之后,创作上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同辈的云南油画家,既没有经历新生活,又没有接触到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自然不具备创作革命历史画的前提。
  
  三、云南油画家没有受到前苏联创作模式的直接影响
  
  其后我国的革命历史名画,多出自第二、三代油画家之手。和云南油画家一样,他们也没有亲历革命历史,只靠历史文献、旧址写生、参考其他作品来工作,但还是画出了经久流传的作品,如《英勇不屈》(全山石)、《刘少奇与安源矿工》(侯逸民)、《延安火炬》(蔡亮)、《古田会议》(何孔德)、《延河边上》(钟涵)等。
  这些画家受到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直接影响,率先把握其相应的绘画语言模式。资料表明,他们主要来自三批学员 :第一批 :1952—1962年,政府向前苏联派遣的留学生有:罗工柳、李天祥、林岗、肖锋、全山石、邓澍、郭绍纲、冯真、李俊、张华清、徐明华、苏高礼等。第二批 :1955—1957年,文化部组织的马克西莫夫油训班,学员有:侯逸民、王流秋、俞云阶、秦征、蔡亮、王德威、高虹、何孔德、詹建俊、靳尚宜、任梦璋、谌北新、魏传义、武德祖、汪诚仪、严浩、王恤珠等;第三批 :1960—1963年,罗工柳主持的油研班,学员有:钟涵、闻立鹏、杜键、鲍加、项而躬、柳青、恽忻苍、武永年、葛维墨、马常利、李化吉、妥木斯等。这些学员所受训练,如钟涵所说,“重视严格的写实造型基础训练;重视画家深入社会生活和面对自然观察、体验与写生;重视使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画现实的和历史的社会生活题材”,属标准的前苏联艺术创作模式。
  留苏学员全山石,是历史画《英勇不屈》的作者,他曾谈论过这个模式的影响 :“革命历史题材都是过去的事,甚至是发生在我们出生以前的事。对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接触过,只能借助于历史记载、历史文物,借助于间接生活……来进行创作构思、构图。只有正确而深刻地理解历史,与这重大题材相应的主题才能孕育成熟,并寻找到很好地揭示主题的形象。”
  前苏联表现国内战争、卫国战争的历史作品多采用纪念碑式的象征手法。云南没有画家留学前苏联,没有参加油训班、油研班 ;其后,也没有受到这三批学员的指导而创作历史画。其他地区、部队则由于这三批学员传播,70年代末,80年代初,仍有革命历史画佳作问世,如《占领总统府》(1977年,陈逸飞、魏景山作)。
  《四渡赤水》出自云南军区创作组,但是驻昆部队与云南画家长年分属两个创作系统,军区创作组一直在高虹、何孔德这批“油训班”创作骨干的指导下工作。此例同样说明这种学习与传播的作用。
  云南油画远离“历史主题”现象,有多方面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以上三个。
  


编辑:【ke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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