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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作霖
杨作霖,男,1943年生,云南大理人,白族。1961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首届大学美术予科班。1966年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艺术系油画专业。1981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为会员。1981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油画高研班。大学毕业偏逢文革,后主动要求到边疆极地畹町工作。从事大众文化和大学美术教学近四十年。先后担任市文联副主席、市美协书协主席、群众艺术馆馆长,艺术系和美术系主任等职务。同时被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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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作霖访谈
作者: 林善文 上传时间: 2009/11/24 来源: 艺术个案 浏览 28125 次 评论 0 条
 

杨作霖访谈

采访:林善文

嘉宾:杨一江

时间:20098 

地点:杨作霖高新区工作室

 

关于人生

 

林善文: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你小时候受到父亲的影响开始学画画,对吧?

杨作霖: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病逝了,我对他连形象的记忆都没有。听长辈们讲,他是读书人,字写得很好。后天影响我的是母亲,她能画、能绣、能织,能剪纸,有非常高的乡评。

林善文:那你小时候是怎么开始学画画的呢?

杨作霖:是天生使然,并非听命于谁。所以喜欢写生画速写,没有人教。我六、七岁就可以编故事,画连环画,以表达思想而寻趣。

林善文:当时你有画画的纸吗?

杨作霖:饭都没有吃的,所以肯定没有纸笔,柴炭、干树枝或老师丢弃的粉笔头(粉笔头极小,老师的手都已经拿不住了)都是我的原始画笔,在墙壁上、石板路上、沙滩上作画。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美术老师为了鼓励我,送了我一支外国铅笔。那是我有生以来得到的第一支铅笔,为把它作为永久的纪念 ,在云艺预科班读书时都舍不得用。可惜在人生的颠簸途中还是把它丢弃了,心里一直难过,觉得对不起老师。

林善文:我听杨龙老师说,当时喜洲的环境特别好,有中学还有幼稚园、小学等。

杨作霖:是的,解放前我就在那所城北村幼稚园里接受了启蒙教育。但是不叫幼儿园,叫幼稚园。它是当地有钱人办的公益事业之一,还办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学,叫喜洲私立五台中学,读书都不交学费。还有苍逸图书馆。

林善文杨龙老师说当时那里的环境特别好,经常可以看到别人的家里挂着画,墙上也有很多的字画,可能环境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杨作霖:对,他说的全是。环境的熏陶,这很重要。我们喜洲是一个出各种人才的摇篮,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许多地方的多项尖端领域里都有出自喜洲的人才,喜洲人崇尚文化。喜洲的民居建筑就如一首首哲学诗篇,就如一件件艺术瑰宝,她集建筑、石雕、石刻,木雕,绘画、书法于一体。既完美统一又丰富多彩,简直就若天堂般美丽,置身其中,一定被其所染。可惜这样的美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几次“运动”中被严重毁容了。

林善文:你那时候捡木炭在家里画,你母亲不责备你吗?

杨作霖:我母亲不仅不责备我反而赞美我。

林善文:我听杨龙老师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比较好的美术老师。

杨作霖:是,我在小学、初中及云艺附中、大学本科乃至在浙江美院都遇到过。有的老师教过他也教过我,这是我们的幸运。杨龙是我的师兄,少年时代,我们常一起出去写生,他一直值得我尊重。

林善文:他很清楚,每个老师的名字都记得。

杨作霖: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有意识的记忆,另一种是无意识记忆。对好老师的记忆是出自上述两种记忆的功能,所以好老师会被永远地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马文超、黄唯一、许章衡三位先生就是在小学初中时我的美术好老师。许章衡先生后来在云南艺术学院建校时调来教授雕塑,退休后全家人都回原籍广东去了。黄维一先生呢,他后来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留校任教。1972年还约我去喜洲洱海边画写生,前些年他离世了。他是昆明人,老家就在翠湖西仓坡。在初中上学期间,学校里有许多石膏像,还有画室,老师叫我当美术爱好组的组长,负责开门、关门,传达老师的相关通知。

林善文:也就是说,你在初中的时候就比较突出了?

杨作霖:对。初中后考了云艺的大学美术预科班。当时考的时候同时也报考了民院的附中,后来没让去。

林善文:也就是说你初中毕业就考上云艺的大学预科班了?

杨作霖:是的,这当中我有一个奇遇:

我考预科班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云艺成立,本科和预科同时招生的信息,是我的同学从报纸上看到的,他们就说,“你怎么没有去考呀?”并把《大理日报》给我看,上面刊有“云南艺术学院首届本科预班招生”,“在下关设考点”等内容。我一看,非常激动,对啊,一定要去考,同时也收到了在下关的母亲托人捎来的口信,催我赴考。但我的报考请求一直遭到杨校长的无理阻挠,经几番周折,找到奎兆祥副校长后,他快速的帮我办理了相关证明手续。那个时候搭乘货车是人员流动的主要交通手段,而且要掏钱买票,收入要交公,各行各业都很守纪律,很讲秩序。我为七角钱的车费奔波了许久。我的姨兄杨永安知情后,马不停蹄的把我送到公路边,直到招呼了一辆货车。为我掏了车费,并作了许多嘱咐和祝福,就这样,我人生第一次坐上了汽车,很有幸福感。司机安排我坐在货车厢里的圆筒盐巴上,放下车棚,黑暗中,汽车呜呜叫,记得那时,汽车是用燃煤作为能源。但是不幸发生了,随着一声巨响,车子停了,倾斜了,是轮胎爆了。我差点被盐筒压伤。司机马上把我叫下来,拦了另一张车子。到了下关已是午夜,在洱海宾馆里面找到招生的老师。在答问中,我知道我来晚了,招生考试已经结束。这位老师第二天要带着考卷离开下关了。无声的悲苦让许多的泪水咽下肚子,咸咸的滋味,象征着绝望。这是为了不让老师发现。不知什么力量撼动了老师的心,他居然说:“明天我不走了,退票!你补考吧,明天就开始考,素描、色彩、创作、笔试、一天半考完。”我记得,创作画的是《红领巾送肥忙》,一群少先队员赶着毛驴为秧田送厩肥,笔试题为“在你所见过的美术作品中,你最喜欢哪一件,为什么?”,我答,我喜欢八一电影制片厂电影片头中随着“哒哒哒哒哒哒,嗒嗒当嗒嗒哒哒哒”音乐声出现的工农兵的雕塑。哈哈,就没有想到补考会被录取了,那是首届,考生也多,竞争很激烈。在被录取的同班同学中,年龄差别有四、五、六岁之大,那个时候年龄限制放宽得多。考入预科班,进了麻园村101号,知道招生的老师叫杨枝发,他是省文艺学校的支部书记,他是我的救星,我永远感激他。

林善文:那那个时候你刚初三?

杨作霖:是的,初三,那个时候的这个奇遇,好像大地就埋下了一颗种子,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旅途。就这样我从预科毕业又考上本科,后来又到浙美(现中国美院)去上学。去浙美读书是带薪的。当时我的领导——保山地区群艺馆的馆长郭金亮先生,在接到省文化厅的通知后,马上叫我准备作品应考,并真心支持我出去接受新的知识,扩展眼界。他也是我省老一辈的知名画家。我能在他领导下工作,与他相识共事是有幸的。当然,因为工作在基层单位,人少事杂,几十年来我一直当个小官,做实事的官,被支来支去的官,吃苦的官,画画是业余的事。

林善文:做过什么官?

杨作霖:在云南极西边域畹町镇文化馆,被指任为负责人。曾任保山地区文联副主席,保山地区群艺馆馆长,昆明师专艺术系主任。在文化馆的一年零四天里,做文化工作少,做勤杂事多,身兼多职,作画、编舞、跳舞、故事员、图书管理、出纳、会计。这期间,镇革命委员会为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叫我为迎党的“九大”召开画了好多张很大的宣传画,画毛主席语录宣传画,其中一张是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语录宣传画,有四米长,二米多高,画中写有毛主席指示,中心位置有三四人知识青年身背行李,高举红旗和语录本,背景是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这张画挂在畹町丁字路口华侨旅店门头上方,这里是畹町唯一最繁华的地点。后来镇革委会史姓的主任说画中知识青年挥手的方向正是缅甸,这明明是号召知识青年跑缅甸,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必须把作者押来当场组织批斗。在现场,我被一群五十四军军代表②为首的人轮番批斗。为了减小影响,有人悄悄向这位主任建议,说把画挂到华侨旅店对面去,这样,号召知识青年跑内地总比跑缅甸好嘛!就这样,他同意了。而我的罪并没有减。此后,接连不断的不幸都落到了我的头上,所以,在每一个夜晚我都以为再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新鲜太阳了,如果没有许多善良人的暗中保护的话,我这个25岁的年轻生命也就划上休止符了。在《保山新报》当美术编辑期间,为了好看,我把飘扬的旗帜图案安排为左右对称,这就招来一场大祸,报社主编军代表袁树南说,毛主席早就说过:“东风压倒西风,而你画的旗是从左往右飘,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分明是反对毛主席的英明论断。你读过大学,但我认为你没有知识,连起码的政治觉悟都没有,问题的严重性你知道。”又由于画葵花图案时,其中有一朵葵花被人发现正好是十二个花瓣,所以我罪上加罪,袁树南说:“你在为国民党喊冤叫魂,看来你就不喜欢共产党”。

林善文:呵呵。

杨一江:挪一下,换一个方向就对了。哈哈。

杨作霖: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

林善文:这就是文革。

杨作霖:对。

林善文:所以说,在上学期间你还是比较幸福的。

杨作霖:是的,能读书上学是很幸福的。在云艺读书是上世纪50代末到60年代中末期。老师们对我很好。比如高临安,他一直是我的素描老师,他忠于职守,把许多真知传授给我们。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很冷,我穿得很薄,在教室画素描时间一长,全身都冷得发抖,所以就出去烤太阳。他看见就说:“你干嘛,就你偷懒,你以为你画得很好了?进去再画。”为了激励我,平时作业他给我打4+,一到考试就5分。他是一位难得的好先生。

还有一位叫张接祥的广东籍老师,他教我们画水彩水粉画,后来调到广东,听说在什么进出口公司专业搞设计,我认为他教得很好。还有我的启蒙教师之一——杨天佑,现在或许80岁了。他带我们走完了预科,教我们素描,待我们就像待他的孩子一样。他是我们刚踏进艺术学院之后,最早给予我们温暖的人,老师是给你知识,给你指路,同时又给你自由选择的人。我永远感谢他们。

林善文:我看你的简介,当时毕业的时候是要求分到畹町去?

杨作霖:是我主动要求去的边疆。当时昆明市要留我,段思英主任要留我,他是十三军政委,是昆明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毕业分配那段时间,市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的人来说,他们代表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让我留在昆明工作。这同时毛主席号召大学毕业生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由于自己年少,不懂社会,就成了第一个主动要求到边疆工作的人。在我婉言谢绝了市革委会的一再挽留后,1968811我在许多同学的欢送下离开了大学离开了昆明。

林善文:那你当时下去的时候还能画画吗?

杨作霖:很少画画了,画画是不务正业,若是犯“错”了,就会受批判,一次,我在街上画几位赶集的傣族姑娘,这速写过程被人看见就马上告到了畹町委命委员会,于是招来一场批斗,批斗理由是我画的不是工农兵,而是缅甸来中国赶集的姑娘。如果不是上级安排的,不能随意画。

杨一江:那个时候“白专道路”已经出来了?

杨作霖:我在大学里,学生必须到教室上晚自习,息灯铃响后,学生会领导要查夜。为了多看看书,我关上窗帘,点起煤油灯,一种用墨水瓶和铁皮管做的灯,市面上就两毛钱一盏,由于这种行为被多次逮着了,学校召开班会,并在美术系批判我,说我不过问政治,不向党靠拢,一心想当专家,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表现,6364年,我就是典型了,文革期间的1971年,我画了一张3长的油画叫《景颇山的春天》,送来昆明受评,我以为我表现了边疆民族的乐观,劳动的幸福,军民的鱼水情,景颇少女的豪迈、美丽以及边疆风光的迷人,殊不知结果却是相反,在全省的有关大会上《景颇山的春天》被点名批判,说这是典型的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品,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所不容的,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得的政治大事件,为此,我所会出的惨重代价是不言而喻的。许多人也为我的命运而担优。至今,一些道友还议起这张画。说认识杨作霖就从《景颇山的春天》开始。

林善文:你这一辈子没少被整。

杨作霖:应该说挨了许多整。

林善文:我听说,那个时期,你做过改画组的成员,改画组是怎么来的?

杨作霖:我也曾是省改画组的。在胡耀邦同志主持国家科学院工作期间,他也叫我改过其他人的画。被改动的作品只是少数,而且在这些改画运动中,改和被改都是被动行为。回过头来看,无论能力多大,改动其他画家的画都是一种错误。

林善文:那当时有人在美展中入选作品可能都有你们的功劳?

杨作霖:不能这样说,他们都有实力。我参加1964年全国美展的那张画叫《红领巾》,在1965年《儿童时代》封面发表。记得是高德林先生来动员鼓励我画的。

 

关于老师和同学

 

林善文:入选还有什么机缘吗?

杨作霖:我的6件油画作品连续入选了从第5届到第10届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总共跨越了四十年时间。第5届是1964年,第6届是1984年,由于“文革”而阻断了20年。《回山里》入选了第三届中国油画展,另有不少作品入选了全国性展览。你说的机缘我理解为运气,有实力还要有运气和风水才行。所以凡是入选的都值得庆贺。全国有那么多不俗的画家,一定有很多好作品,然而好作品未必都有好运气,何况展览数量必定有限嘛。入选是阶段性成果的一种展示机会,但入选不是绘画的目的。现在我画画的心情比较单纯,气定神闲,没有目标,只有标准,用自己的形式表现自己的精神。

林善文:高德林是谁啊?

杨作霖:高德林先生已辞世几年了,先生生前在云艺早期任过职,任过省美协主席,省文化厅美影办主任,省文化厅副厅长等职。

杨一江张元真老师的爱人。

杨作霖:对对,我们经历了艺术学院前面的那一段,现在都没有人来写一个正史。张元真老师可谓是一位有貌有才有德的好老师。

林善文:这需要靠你们的回忆。

杨作霖:都在我们肚子里边。哈哈,很多人与事你们都不知道。

杨一江:那第一届的时候有哪些油画老师?

杨作霖:云南油画第一届老师就是刘傅辉。后来紧接着,杨镇老师浙美毕业来云艺执教,他教过我们班,刘傅辉老师是教64届,陈绕光老师教过我们,夭永茂老师是毕业留校后也短期教过我们,他和我们相处如兄弟,他还没搭建起做老师的架子和威风。1965刘傅辉老师教我们较短一段时间。

杨一江:那他教得好吗?

杨作霖:教得好,他的油画独具风格。

杨一江:就是高临安、杨镇印象比较深点,是吧?

杨作霖:是的。杨镇老师教我们班时间最长。他对学生挺好,听说他去过朝鲜抗美。我从云艺预科到本科加上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斗批改”,共九年时间。在预科的同学中已有五人辞世,而其中一位也是唯一的女同学,早在61年在麻园铁路桥附近的铁道上,被火车碾死了,那个场面真悲惨,太可惜了,这么年轻的生命。现在大家都已过花甲,很难相见相聚,其中有的同学自1961年毕业至今的48年里,我就再未见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居何地,非常想念所有的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一代人都渐走渐老,但我认为,文革之前那三届本科毕业生的总体光辉并无熄灭。

关于作品

林善文:我看你的画册,你也没有把你的那些主题性创作编进去?

杨作霖:其实,多数作品都有主题,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主题。我们的住房很小,画的大画家里是放不下的。有些画有条件拉到昆明却无条件拉回工作地,送上去了却拿不回来,这里寄放一点,那里代存一点,东摆西放,久而久之就丢失了,那时没有照相机,更无彩色照片之技,所以许多张画就彻底的消失了。1966年毕业创作,我画的主题是农业学大寨,素描稿很大,可是还未上画布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杨一江:文革来了嘛!

杨作霖: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来了。这场革命把我们一代人的所有美妙梦想都变成了枉想。那时,在我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秘密,即好好学俄语,争取出国留学。因为我占有业务优势以及当时的家庭出身优势。

林善文:这是毕业之后的事情吗?

杨作霖:是毕业之前一个多月的事,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一出,倾国倾力投入“文革”。当时我要坚持搞毕业创作的态度受到了严肃的批判斗争。我常常跟不上时代,从小到老一直没有学会顺应,哈哈。

林善文:是不是事情就发生在一个月或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而已。比如说,这个星期一大家就去搞活动去了,你到星期五还要画画。也就是这几天的时间?

杨作霖:不是,人人都要在会上表态,我弄不懂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含义,想搞完创作后再参加运动。“文革”是天天都要进行的,一搞就十年啊!真可怕。

林善文:然后大家就整你?

杨作霖:不叫整,叫批判,年纪长一点就多懂事些。

林善文:你在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在昆明会有很多杂的事情缠着你,所以你干脆就到乡下去工作好一些?

杨作霖:不是这样的。我人太单纯,“主义”和“思想”成了我行为的准则,所以就听从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言行一致的事。

杨一江:还没反应过来呢!

杨作霖:杨一江这句话说得太对了,真准。就是没有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事情都过了。后来也知道从事艺术应该到都市,1972年昆明师院艺术系张元真老师他们去函调我,但好几次努力都未成,基层不放行。再后来,在夭永茂老师任美术系主任期间也去函调我,他几次催促我“你赶紧上来”。但云艺的一位院领导借口没有住房拒绝了我。

杨一江:不放?

杨作霖:不,当时下面宣传部的领导为我在做地委书记的工作,主要的障碍在上面。哎,都是过去了的事,不说了。

林善文:那还是受了很多人的压制?

杨作霖:哦,普通百姓受压制在不好的社会里会长期存在下去,我看见接受压制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的习惯,成为普通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是生存技能之一。然而,就如我前面说的,我也有很多幸福,在最困难最险恶的时候,总能得到许多人的帮助,除去刚才说的那些之外,又比如,90年代初我刚调来昆明,昆明美术家协会主席陈崇平先生以及沙磷,姚建华等一批著名画家,真诚地表示了对我的欢迎和接纳,至今,我一直得到他们以及更多人的帮助和关注。

林善文:为什么?

杨作霖:我进昆明很难,听讲有人传谣,说我杀过人,害过人,让人去坐了牢。后来,师专去调我,是他们学校里的校长、组织部长和人事处长,处长亲自下去保山,到下边的组织部、文教局去调查我的情况。保山十多位领导跟他们说:“他是历来都被整的,他怎么去整人呢?他不被别人整死就是好的了”。接着校长等人马上就到我家来,说,“我们师专成立了艺术系,我们想调你到我们那里教书,你愿不愿意?”

林善文:昆明师专建系的时候就把你调了上来?

杨作霖:对,是有人推荐的,就那么一句话就把我给调上来了。

林善文:那个时候你是保山美协的主席?

杨作霖:美协分会主席,群艺馆馆长,地区文联主席。

林善文:那个时候你的官已经很大了。

杨作霖:不大嘛!当官不是我的追求,从来就不是,我是希望能和画尽量的靠近一点,当时我们群艺馆有许多女“精英”,官太太,官小姐都往群艺馆塞,文化系统二级班子的领导们见我就说:“你是和一群女魔打交道。”

林善文:都让你管?

杨作霖:我管不了她们,她们相互串通,相互摹仿共同抵制我。1985年前后,我要来一名刚毕业的男大学生,由于办公室紧张一些,我就在一天上午与单位女会计商量,先让这新来的人暂与其共用一间办公室,她满口答应表示欢迎,而这天下午两点,她的丈夫地委宣传部长给我来电话说:“杨作霖,你搞些什么名堂,为什么把他和我媳妇安排在一个办公室?嗯?”我说:“办公室不够用,只是几天时间,等调整好后,就叫他搬出去,好不好?”“你胡搞!哪有男女在一间办公室工作的,你叫他搬开,下午就搬!”“不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两人换官当,你来我这个位子上!”。这都是事发当天中午官太太回家后发生的事变。我太直,又不怕谁,脾气犟,容不下这些无理行为,我觉得我没错,从来不害人。但现在想想,拐个弯,绕一绕也就过去了。

林善文:你中途有一个插曲,你是怎么去中国美院进修的呢?

杨作霖:那不是插曲是主题曲之一。那年浙江美术学院公开招生,我当时在保山,馆长跟我说,省文化厅通知有那么个事,你愿不愿意去考?去考的话,要交20多张原作作品,还要一些文字材料和相关证明文件。不久后我被录取了。我是最后报到的,一进教室,老师就宣布:“这就是你们的班长,他到了,以后学习和生活上的事就跟他说。”蔡亮,张自嶷老师天天都来教室授课。肖锋、王德威和另外几位油画系的老师也给我们讲过油画以及色彩的理论课。在浙美读书期间,我们班受到很高的待遇,如可以凭证到教师阅览室看书借书,有专门的少数民族伙食团,住的是很宽敞的三人一间的宿舍。我们这个班的所有成员均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不同族别,据同学们自己透露的情况统计,几有半数以上的同学家长都是省区的高官,还有个别人的丈夫也是高官。王德威副院长在欢迎会上讲,这个班是浙江美院受国家文化部委托办的,所以我们是沾光了。在浙美,我们接受了许多新思想,获得了许多新知识,画了很多画,还去了舟山群岛写生。那些日子真愉快。回想在云南艺术学院那9年时间,除去参加支农,垦荒、抢险、植树、声援世界革命、批修反修、学雷锋、农村四清、学工、文革以及数不胜数的政治学习所花的时间外,用在专业学习上的时间加起来不到4学年。真羡慕后来的学生,处在一个安定繁荣的社会中。

转回来说说蔡亮老师,听说他也有过非常坎坷的人生经历,他教书教得非常好,他的素描功夫超群,为人十分厚道。1983年我以群艺馆的名义邀请他来云南讲学。他爽快地来了。在保山讲学四十多天,有许多相邻地州市的画家都在当学员。后来他支持我出国学习,由他出费用,在他动员我太太的时候,遭到了非常强烈的反对。

林善文:不让你去?

杨作霖:是的,不能去。

杨一江:你自己生气不生气?

杨作霖:只是很难过。失去那样的机会是人生最大遗憾。

林善文:后来就没有去成美国?

杨作霖:肯定走不脱。在80年代中,后期,老师给我写过许多信,谈艺术、谈哲学,谈创作谈写生,谈大画,谈小画,也论政治和人生,都非常精僻,可惜那些信和许多我们的合影都被我太太于90年代中期烧掉了,其理由是死去的人的东西不能留。那年来保山讲学,在离别前,他要把他带来讲学用的20余张素描作品送给我,我谢绝了这份厚礼,我说:“老师,我永远都感谢你,今天,您把您的素描作品带回去,因为这是您在陕西工作时的纪念”。在后来的《蔡亮素描》中,我又看到了那些发着熠熠光彩的精品。倒是他送了我一张少女肖像写生的油画。我一直认真保存着。

 林善文:我看你的画册(《杨作霖油画》云南美术出版社),你在中国美院的时候画了很多人体画?

杨作霖:对,只选了一部分。选多了要花更多钱,这本画册总共花了将近9万元。

林善文:你的绘画风格在哪个时候有所转变?

杨作霖:到云南艺术学院附中,踏踏实实画的同时,我还要看印象主义!梵高、高庚的那些画,那个时候是不让看的。是归国华侨学生带回来的一些印象主义的小画册,拉开的,那么长(比手势),几十幅画在里边。同学们在看,哎呀,我看了之后很激动。我就想,我也要画我心里边的画,所以我一直是被一些老师批判的。同时也有很多同学看不得我,说我还没学会走呢,就想跑。我的绰号就是“小形”,搞形式主义的“小形”嘛!

林善文:叫你“小形”?(笑)你在中国美院的时候绘画的状态和心态应该都很好?

杨作霖:对,好不容易逃离了那样的工作环境,可以好好的去上两年学。而且是带薪的。

杨一江:当时你去浙美的时候多大?

杨作霖:37岁。

林善文:你76年的时候在北京,你是因为什么去的?

杨作霖:是北京中科院借用去了。为《纪念恩格斯“劳动创造人”发表100周年》搞油画创作。胡耀邦同志当时主持中科院工作,在汇报工作进展时,他看了所有人的油画作品,同时指着我的画说,这几张画得不错,是不是叫他(即指我)改改其他几张画(二位来自天津画家的画)。就这样我改了别人的3张画。现在这些作品在国家自然博物馆收藏。其中我画的《在暴风雨中前进》发表在80年代的《化石》封底上,记不起是哪一期了,翻翻书才知道。

林善文:你是因为什么从畹町调到保山?

杨作霖:秘密调上来的,他们要搞一个展览,展览主题是颂扬一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这是个畹町农民,生产队的队长,有文章称在他累倒在田间之时,他还面对东方,手握毛泽东语录本放在胸前。听说畹町有个画家也在画他的事迹。就马上把我弄到保山。等展览搞好后,军代表满意我的能力,就叫我回畹町拿行李,并叮嘱什么都不要对人说。后来才知道,是领导在操作这件事。

林善文:是为了画插图吗?

杨作霖:不,是筹办一个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何高问同志英雄事迹展览》,一个很大的展览。

林善文:呵呵,你的大半生几乎都是跟主旋律有密切的关系。

杨作霖:是的,其实就在做本职工作,文艺为政治服务,心里并无怨气,把事情做好,自己也愉快,领导也赏识。此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画写生,画速写,画景。画人、画动物。用这种方法画一段时间,后又选另一种方法画,我总喜欢变化绘画语言,想在变化中找到自己的路子,这么多年来,除了对绘画形式风格的筑造作出过多而又多的探研之外,也在绘画材料领域里获得了一些新知有了自己的选择,并在作品中体现了选择的意义。

林善文老师,后来我了解,畹町那个地方,我把它理解为边远山区一个较苦的地方。事实上不是那样的,那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就像你到一个重要的部门去。因为畹町是个很特殊的地方。

杨作霖:它是很特殊,当时要的人必须出身好,专业水平好,文化大革命的表现还要好。我就是符合这些条件。但也不是你想的那么好,那个地方是个直辖镇,很小的,相当于一个小村子,是一个小河谷。连干部连农村人口,全部加起来才三两千人.很小的。

林善文:那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别人还是羡慕的?

杨作霖:不是,没人去。是我不懂事才去的。我那个时候年纪太小,别人家里有父母和兄长教。我什么事都不懂,完全不懂事就去了。

 林善文:上次聊了之后,我觉得你的前半生还是充满着热情和激情去做的。

杨作霖:对。做事那是没有说的。所有人都满意我的工作。那个时候不要命的干,熬夜干。上学的时候正遇上一个苦难贫穷的年代,不是我一个人,是几乎所有中国人。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五年的时间,没有上什么学,天天劳动,天天到工厂农村,到部队去锻炼,还有数不胜数的政治运动。

林善文:你和你的爱人是不是有过一个很浪漫的故事?

杨作霖:没有,不浪漫,是我的老乡,就一个院子里一块长大的,她比我小,是大学毕业以后,我妈妈和她姐姐在中间撮合而成的。没有浪漫,浪漫是别人的事情。

林善文:你毕业以后,画画的时间是怎么支配的?

杨作霖:天天画画。但是偷偷的画。文革之后我也从来没有专门画过画。一直到当领导,当馆长,文联副主席,所以只能抽空躲着画。每次大的展览会,省里面都要发通知到宣传部文化局,他们叫我去组织,将全地区骨干画家集中在一起,批上几千块钱,接待大家住到招待所里,集中十多二十天搞创作。这个期间我既是组织者又自己借机搞创作,就是这点时间。许多成果是利用星期天完成的,星期天没有工作任务,其实那个时候也很少有星期天让你休息。因为当馆长,曲艺、故事、舞蹈、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文学、摄影等,什么都搞,什么都抓。太杂啦,不做是不行的。

林善文:你安排下去就完了嘛,不需要你去做呀?

杨作霖:不行,因为不是大单位嘛,一个单位就是五、六个人,虽然每个人都有专业,但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做。这个事情来了突击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来了突击那个事情。不专业。

林善文:就是搜集整理之类的?

杨作霖:是。

林善文:国庆肯定有事儿,春节也有事儿。

杨作霖:是的,红白喜事都做。越是节日越忙。越是政治运动越忙。包括体育方面和教育、卫生、科学方面,都要你去帮他们做宣传工作。就是作为一个劳动力,要去做,要做好。那是上级交给的政治任务。

林善文:你上来教书之后教学任务重吗?

杨作霖:我当系主任嘛,除了教学还要管政务。 太不可思议了,五十年的时间就这样完全把我“风化”了。

林善文:你是哪年退休的?

杨作霖:我是03年退休的。

林善文:那这几年可以画一些大画了。

杨作霖:不是大和小的问题。可以按自己的审美标准去作画。过一种有尊严的日子。

退休以后才觉得自己被解放了,不再受其他人的支配,当然,这是相对来讲的,有些社会活动,别人通知你,你不参加也不行。至今我还保留了昆明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很多会议和事你要参加。一两个月就会有一些事,会耽搁一些时间。但是这些事是心里边愿意做的,是应尽的义务。

林善文:谈谈你的画吧。我觉得一个人个人作品风格的形成需要一个量的积累,也需要时间的积累,到了一定的量才能够慢慢的显现自己的风格?

杨作霖:这是普遍的规律。艺术家从起步到有个性,到有鲜明的风格特征,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但我认为不是每个学画的人因为有积累就能出大气,还要看个人有没有才华,多数人是有天生制约的。就是说,有些人所有的一加在一起也是一,一加一加一加一,加几亿个一也是一。对不对?!他跟数学的概念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艺术真的要达到一定的高度还是得有天生一定的资质,然后通过后天不断的磨炼打造。本来不是那块料,怎么打磨也成不了大气,这是我的看法。

面对大自然的“自然形”、“自然色”,有两条路:要么就完全模仿大自然的形和色,要不就完全抛开大自然的自然形、自然色。说起来很简单,你要模仿,模仿得挺好,也是艺术品,也很难;如果你不模仿大自然,完全摆脱自然形自然色的束缚,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你怎么摆脱?!所以要有创造思维。

林善文:我能不能这样说,你对自己在画画方面一直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们不是在评价别人,你的这些想法事实上是在坚定自己的艺术道路。

杨作霖:对。是这样,是需要我们去用心的。不是一般意义的用心,用心包括用眼,用手,用智慧。关于智慧,没有一个人是绝对聪明的,也没有一个绝对傻子,大家都受过高等教育,都有一定的条件来画到一定的高度,但是冲破这个高度以后要上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去的。可能是几万个人中才有那么几个。一个人真的有才,他能画,画得特别好,但还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最后一点是最难的,他要的附加条件太多了。

林善文:那只能不管它了!

杨作霖:肯定不管,在过去的社会里面好多现象也是如此的,,画得很好的画家是他过世以后人们才知道他的价值。现在更突出的是,它加进了审美观的混乱。

林善文:比如说像当代艺术的这种特点,很多人是靠绘画的方式去介于对社会的看法和判断,但是我从你的画里面,其实这两者是可以分开的。你可以跟这个社会没有关系,我画我的画,尊重内心的表达就可以,是关于艺术学科本身的一种纯艺术的思考和理解。也可以仅限于借景抒情。

杨作霖:对,我觉得都可以。画画有些是就政治去描述政治。他会去画一个最强列的政治热点去表明他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另外一种,是他通过画其他的东西,就是跟政治毫无相关的,比如说纯美的,纯艺术。我就比较喜欢画大自然,我喜欢画没被污染过的大自然,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唤醒人们对大自然的眷恋,提示人们不要再去摧毁人类的栖息地,其实这也是一种政治态度。谁都有政治态度的,所以进入政治也有很多的方式,同时也有很多艺术的表达方式。

林善文:对,我完全赞同。

杨作霖:路有很多条,谁也不要反对谁的自由选择。

林善文:对,有人说风景绘画不是当代艺术,如果是以介于这个时代的看法为切入点的话,你的观点就是风景画也是当代艺术,是一种政治的态度。

杨作霖:我现在画的风景一般不是抄袭大自然的,我恰恰想通过对大自然的赞美去唤醒人类对大自然的关注,因为现在人没有止境的贪婪地在拼命的践踏我们的大自然。大自然毁灭,人也就完蛋了。

林善文:我觉得这说到的也是艺术家的悟性和理解力的问题。有些人画风景就纯粹的画风景,他没有想到这么多别的东西,只是当作一种写生和练习的方式去画;有些艺术家是有目的性和有针对性的去画风景的,他觉得这是他的立场。这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画家和一个艺术家之间的区别。

杨作霖:你看我这幅表现乃古石林的画。在自然中,因为受时间的侵蚀。石头外表都变成了灰色,但我看见那里的石头都有白脂般美的本质。所以我就把白色还给了乃古的石林。画了一大片,像一座城。他们是一个生命群体,非常有尊严地排列直立于蓝天白云之下。在我这张画面前,我听见艺术家们发出的共鸣。当然这样的表现性画风是否能够受到更多层次的人群的喜爱呢?

林善文:看你的画,如果单从好看不好看的角度来看,那太肤浅了?

杨作霖:我的画,我也想把它画得好看,但是我就不屑于让不会看画的人说我的画“好看”或“不好看”。我不会追寻这个。完全不懂艺术的人,说我的画很好看,我就觉得我失败了。我觉得要叫画得非常好的人说我的画画得很好,这就够了。专家看了,说“好”,太好了!这个就是我的追求。我的责任就是把全部心智和精力用于绘画。评价是他人的事。

林善文:“好”跟“好看”是有区别的,就是审美的层次是有区别的。

杨作霖:对,一般人是从还原大自然的角度评判,说:“像”或“不像”,“好看”或“不好看”。

林善文:看你的画,就像你刚才说的,画风景有两种追求:一种是描摹大自然,觉得好看,但是要有艺术性的,不是像照片一样的画。还有一种就是完全抛开大自然,追求一种主观的一种绘画。

杨作霖:大的有两类。一种是再现,就是写实主义的;另外一类是表现。再现也是艺术的一个很大的阵容。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画好,再现画到很高很高的位置,也是最好的艺术,历史上也有很多的大师;表现也一样,你要抛开自然的束缚,进入到创造的状态,这也是挺难的。画还要抒情,表达了自己的精神境界,还要让欣赏者愿意看,能引起审美共鸣。

林善文: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这两方面都在尝试着走?

杨作霖:不是,这是个过程。第一种多半是社会需要,大众需要的。“大众”就很广了,大众不代表身份的。大众不是身份也不是地位,不是文化的高低。国家的最高领导不一定懂绘画。所以我说的“大众”是指跟美术家相比的是大众,它成了一个美术家后就不是大众了,或者受过美术审美教育的也不是大众。所以我认为大众最乐意接受的是自然主义的艺术。在我国许多公共场合,或者大的会议厅他们多是这样的画。我这里说的自然主义是指绘画体系或画风,绝无褒贬之意。

林善文:我想知道,你画写实的那些作品在专业的圈里评价不高吗?

杨作霖:也不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已不是我现在的追求了,人生能有多一点新的尝试,心里才愉快,才满足。

林善文: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蛮喜欢你那幅写实的作品。我看过很多这样的画,但是能够把大自然丰富的色彩给表现出来,又能把你所说的这种原生态的境况表现出来——一个没被污染的湖水,植物的生长有野性。近景和远景之间的布局,比如说你在前面会放一片芦苇,远一点是灌木,再远一点是另外一种树。我觉得这种层次和穿插是要有很多年的积累才能够协调的,这不是很多画家能做到的。

杨作霖:不是做不到,我过去画那些东西画得很多,但是我觉得那样画不是我现在要追求的。但有进我也难免要画很多写实的画。

林善文:但是你能画。

杨作霖:对,是这么回事儿。

林善文:我们再讨论你后来的这些画,我在看的时候,终于理解了你所说的没有污染的感觉,这也是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画白云的一个原因?

杨作霖:我去过很多地方,我觉得云南的天(昆明就不说了)是挺蓝的,很像欧洲的天,我到欧洲以后,他们的天也是很蓝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云彩可以给人很多的想象,它可以启发你的创作力。你盯住一块云彩来看,如果风大的话,它在跑,跑的过程,它在变形,化整为零,然后慢慢消失!云形是最丰富的,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云南的云特别丰富,特别的好看,我就想通过云来抒发我的情感。还有,云给人的一种感觉是舒展、自由、浪漫。这是一种象征。所以我想画很多的云,“云系列”。“云南的云”,还有“云南的山”,想画那么多画,这是云南的特点,非常的美。

林善文: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任空中云卷云舒。”云是很自由的。

杨作霖:就是自由。多少先辈,咱们的先辈的先辈,毕生都在追求自由,都有这样的目标。所以我觉得云彩给人自由的感觉是最强烈的。而且云彩也给人许多许多的联想,它的情感格式特别的丰富。我认为云彩是我向往、渴望自由这样一种精神的载体。风景画带给人的就是一种宁静和优美,这是它的本质特征。风景画绝不能画得让人烦燥,风景画有不可替代的独立地位,好的风景画就是好的艺术品,可以撼人心魂。

林善文:看你现在的画,我觉得你有一种追求,就是比较的平面化。

杨作霖:对,平面化是我的追求。

林善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追求呢?油画最强的表现力就是表现空间和距离感,但是你放弃了。空间感不是特别的强,比如云不是迎面而来,是立下来的。

杨作霖:可能你看照片看多了,另外毕竟你年纪还小,没到这一步。空间表达难的就是前后的空间,第三度嘛。左右上下是最好画的,画个竖是上下,画一横是左右,但前后怎么画?按照透视的原理,近大远小呀!近实远虚呀!这个是基础学问,是原始的,早期的但也是科学的表现方式。而把空间压扁靠透视去表达,不再靠色彩的强弱或者是你所说的虚实去表达空间。我把远景拉近,但它肯定不会跑到我前面来的。云彩不会跑到树的前面来,因为观者具有自然想象力。如果你看到的是前后倒置的感觉的话我就失败了。

你要从上次看到我的那一个形式进入到这个形式还要走很多路呢!这是我的老实话。你说对了,我现在就是把空间压扁,你看高更、塞尚、梵高他们的画也压扁,他们在那个时候就知道压扁了。塞尚,他差不多前后一个调子,近处和远处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远处他画得也很实,如果近实远虚就不是他的风格。梵高,他的画透视很强,但他的远处不会画虚。他是平面化的,绝对平面化。其实美术家在不断的创造,不仅满足了欣赏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提升了艺术的审美力和深化了艺术内涵。

林善文:他把远的东西给拉近了。

杨作霖:把远的东西拉近把近的东西推远,推到一个平面上去,这是另外一种绘画感,是另外一种视觉美。说到底这也是在追求一种朦胧意境,追求哲学的文学的意味。

林善文:所以艺术之间的纬度是很大的。

杨作霖:对。有的作品直切社会大事件,产生很大的政治文化效应,这类作品的价值在于他的政治面貌。缺乏敏锐政治嗅觉的画家是画不了此类画的。

林善文:看你的画,我就很难理解离我最近一块白云和离我很远的白云,在你的画里是一样的明度和一样白。这怎么解释?

杨作霖:你要是会欣赏的话,远处的云他会退远的。描摹大自然是另外一种价值观的产物。

林善文:我发现你的画还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说除了这样的一个形式之外,还有一些线在里面,线分割不同的空间,他有张力。

杨作霖:有张力,也是它的生命。一张画没有线就没有生命。线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西方人也一样在玩线,只是我们的线和他们的线标准不一样。鲁迅把比亚兹莱的画介绍到中国来。看他那些线,不得了。有一些画家一辈子就在画线。油画里面也讲究线。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我已经不再是写小说,在小说与诗之间是散文,我现在想摆脱散文而争取进入到诗的境界。

林善文:在你的画里边,我也注意到,比如整张画调子都是很亮,为什么突然出现一些很重的颜色呢?

杨作霖:大自然本身也有这些现象,因为有这些颜色,白的地方才会变得更亮。中国画里边也有很枯的焦墨,画面有力。对比很强烈。如果你跟我接触的时间长一些,看我的画多了以后,可能你会觉得看这些画过瘾,你再去看我画的写实那些风景,你就会觉得是不过瘾。

林善文:我需要入门。

杨作霖:也不是,它有个过程。欣赏水平与人的艺术阅历有关系,看的艺术越多,欣赏水平也许就提高,要求也就越高,你对画家的要求也就越高,就能区别高下。

林善文:通常说白色是最寡的,但是你不忌讳白色,很多人每一笔白里面他都喜欢掺点其他的颜色,以说明色彩的丰富性,但是你不这样做,白色你直接就用。

杨作霖:那个是理论上的。初期的学习,必须要接受这些理论的指导。到高阶段的艺术创作,那些理论就不再约束人了。白颜色,不同原料不同品牌,不同厂家不同时间生产的,不是偏暖,就是偏冷。相对的。你同意吗?!所以未经调和的纯白色,只要它能融入画面不是不可用的。也就是说是否直接用白色根据画面需要而定。你仔细看我这张画,色彩是微微的有一点变化,所有的石头都有点暖。但云彩就冷一点,只是一点点。所以妙就妙在微差。但是那一点点会起很大的作用。

        我以后还要走得更远些,我还要比现在更表现。要带上一些抽像绘画的元素。但仍离不开写实的基本语境。中国那个大师赵无极的画(我在巴黎买过他的画册,你肯定看过),既表现,又抽象,世界上都说他是大师,没有空间,没有形。哈哈,所以你也会慢慢的走到这里来。你搞评论,你必须站到制高点上。

林善文:也就是说,其实你还是比较推崇赵无极的。

杨作霖:很推崇。

林善文:那从你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吴冠中还是走得蛮高的。

杨作霖:对。

林善文:赵无极比吴冠中走得还要高?

杨作霖:他们都很高。

林善文:我感觉到了你其实有个参照,就是不跟云南的艺术家参照,而是对美术史的认知上。

杨作霖:我不是要跟谁去比,只是想走出一条路来。就是这个意思。要和艺术比,艺术是目标,它放在那儿。跟它去比,我是这样去攀登的。

林善文:其实我明白一点:当你把目标放得很高,你认定一条路的时候,非议和各种东西就会伴随而来。

杨作霖:有,都有,一直都有。有争议才能促进自己进步。

林善文:但是你无所谓。

杨作霖:我觉得无所谓。

林善文:我在想,你参加工作,有那么多的挫折,这么多繁琐的事情,为什么你还是要画画?

杨作霖:我已经说过了:我在很贫困的时候,没饭吃,穷得不能再穷的时候,我都要追求那种遥远的精神享有。到现在更不用说了,我有工资,买画材我也有那个条件,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更要大胆的去画,小时候怎么想,没有机会去做现在继续做下去。作画已经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林善文:家里都支持你吗?

杨作霖:他们支持呀!我的太太,她从不会反对的,她从来都支持我画画的。她常为我绷画布、刷底料、打扫画室。她为我作出了很多牺牲。

林善文:通过跟你的对话,我觉得你特别的坚定,对艺术的问题想得很透,不是随便的画画,是呕心的经营和创作。

杨作霖:是的。很勤奋也很愉快。

林善文:我能理解,画要真才好。就像你说人的性格一样:人要直,要真。

杨作霖:对,对。艺术的高峰是无形的,攀爬者众,只要有真心,不计登上海拔多少米。只是有的人未登多高,,总是拉大嗓门叫喊他自己是当代攀高之最,于是也会引来许多天真的目光。

林善文:其实还有更高的!

杨作霖:哎呀!其实还有无穷无数级更高的。现在的社会有这样的现象,谁的嘴张得大,谁叫得大,他得到的就大。

林善文:谁就最吸引眼球。

杨作霖:对,对,对。他们充分利用了现中国社会的特色,更摹仿生意场里传奇和典范,制造广告效应,获得利益。不过时间将作出最终判定,会把一切的错乱回位还原。

 

编辑:【佟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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